“小声点，别让邻居听见！”朋友张强把磁带音量调小，手里还拿着一本翻得卷边的《大众电影》，封面上是刘晓庆的照片。万红莉端着一盘瓜子从厨房出来，笑着说：“怕什么，咱们就是聊聊天、跳跳舞，又没干什么坏事。”

那天晚上，屋子里挤了七八个人，有医院的同事，有张强带来的朋友，还有两个万红莉通过画展认识的青年。有人带来了港台歌曲磁带，有人揣着偷偷复印的诗歌，大家围坐在小桌旁，喝着糖水，聊着电影里的情节。后来有人提议跳舞，万红莉把桌子挪到墙边，张强拉起手风琴，大家踩着节奏跳“慢三步”，偶尔有人跳得近了，肩膀碰到一起，会引来一阵笑声。

没人注意到，巷口的黑暗里，邻居赵阿姨正贴着墙根站着，耳朵凑向万红莉家的方向。赵阿姨是街道办的积极分子，自从上个月看到有不同的男人进出万红莉家，就一直留意着。今晚的音乐声、笑声，在她听来全是“不正经”的证据，她掏出小本子，在上面记着：“8月13日，万红莉家聚会，男女混杂，听靡靡之音，跳舞至深夜。”

那时的万红莉，还沉浸在聚会的快乐里。她和朋友聊起未来，说想攒钱买台录音机，还想跟着画报学做连衣裙。她不知道，赵阿姨的小本子，会在一个月后变成举报信，将她推向深渊。

1983年9月6日，西安的街头突然多了很多戴红袖章的联防队员，广播里反复播放着“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通知。万红莉在医院上班时，听护士长说，昨天派出所一下子抓了十几个“可疑分子”，有偷东西的，有打架的，还有一个是因为“跟多个女人搞对象”。

万红莉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但没往自己身上想。直到9月9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谁啊？”她揉着眼睛问。门外传来粗哑的声音：“查户口，开门！”

万红莉披上衣裳，刚打开门，两个穿便衣的男人就挤了进来，亮出手铐：“万红莉，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人举报你涉嫌流氓活动，跟我们走一趟！”她还没反应过来，手腕就被冰凉的手铐锁住，疼得她叫出了声。

随后，另外几个警察开始搜查屋子。他们翻出了万红莉的日记、信件，还有那本外国画报和几盘港台磁带。“这是什么？”一个警察拿起磁带，眉头皱起来。万红莉急着解释：“就是普通的歌曲，不是坏东西！”可没人听她的，那些东西被装进一个黑袋子里，成了“罪证”。

被押上警车时，万红莉看到巷口站着几个邻居，赵阿姨也在其中，眼神躲闪着不敢看她。车开动的瞬间，万红莉突然明白，是有人举报了她。她望着窗外熟悉的街道，心里满是疑惑：不就是聚个会、跳个舞吗？怎么就成了流氓活动？

第五章

审讯室里的追问：17个名字与“自愿”

审讯室里没有窗户，只有一盏白炽灯亮得刺眼。万红莉坐在冰冷的铁椅子上，对面的警察拿出笔录本，开始提问：“你老实交代，从1982年至今，你家里一共举办过多少次聚会？都有谁参加？”

万红莉攥着衣角，小声说：“没多少次，就是朋友偶尔来坐坐，有医院的同事，还有几个朋友。”“朋友？”警察把笔往桌上一放，“什么样的朋友？是不是跟你有不正当关系？”

万红莉的脸一下子红了，她抬起头：“我们就是普通朋友，没有不正当关系！”警察拿出从她家搜来的日记，翻开其中一页：“这上面写着‘和阿明看电影，他送我回家’，阿明是谁？你们是什么关系？”

日记里记的都是日常小事，却被逐字逐句地追问。在连续两天的审讯里，警察让万红莉列出所有参加过聚会的男性名字，她断断续续说了11个，可警察说“不止这些”，还拿出了赵阿姨的举报信，上面写着“经常有不同男人进出，有时深夜不离开”。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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