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姐昨天没回宿舍。”同屋的女工李梅红着眼圈，“她前几天还跟我说，想攒钱买台缝纫机，给家里做件新衣服。”

她突然想起什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条，“这是文九平昨天托人带给她的，让她晚上去厂区后面的田埂上聊聊。”

文九平——这个名字让陈和平心里一紧。他翻出职工档案，文九平的照片就在胡红艳隔壁页，两人是同一年进的厂，还是同一个村的老乡。“他们俩是什么关系？”

“以前处过对象，半年前分了。”老张压低声音，“文九平是机修工，胡红艳提拔后，他总觉得配不上人家。分手以后，他还老找胡红艳，上个月车间还调解过一次，把双方家长都叫来了。”

民警立刻去找文九平，可机修车间空荡荡的，他的工位上还放着没修完的零件，宿舍里却没人。

“文九平昨天上大夜班，凌晨三点就不见人了。”工友挠着头，“他说家里有事，可谁也没见他请假。”

陈和平的心沉了下去。他回到文九平的宿舍，在床底的木箱里翻出一件深蓝色工装——衣领内侧沾着暗红的印记，凑近一闻，是淡淡的血腥味。

案发后的第十天，文九平的父亲收到一封从南京寄来的信。信封上的字迹潦草，信纸边缘被揉得发皱。

陈和平拆开信，文九平的声音仿佛从纸页里飘出来：“哥、姐、弟，我走了，以后不能尽孝了。你们要好好照顾爸妈，别找我，我到天涯海角也不会回来。”

“南京？”陈和平立刻带队赶往南京，可火车站、汽车站查了个遍，没有任何文九平的痕迹。“他会不会故意放烟雾弹？”年轻警员猜测。

果然，又过了三天，第二封信寄到了文家。这一次，信里多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文九平站在天安门城楼前，另一张是他在长城上的背影，照片背面写着“北京留念”。

“我和红艳从小一起长大，我以为我们能结婚。可她怀孕后，却说孩子不是我的。她要的是金钱和地位，我什么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们在田埂上吵架，她骂我没本事，说我配不上她。我气疯了，拿起石头砸了她……我知道错了，但我不敢回去。爸妈，对不起，我是罪人。”

“立刻去北京！”陈和平带着人赶到北京，可90年代的北京，流动人口多，监控几乎没有。

他们拿着照片跑遍了天安门周边的照相馆，查遍了各个招待所，连文九平可能投奔的同学、亲戚都找了，却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这一找，就是三十年。

胡红艳的家人，在这三十年里熬白了头。她的二哥胡建国还记得，妹妹被害的消息传来时，父亲当场就瘫倒在地，后来精神越来越差，最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不到一年就走了。

母亲整日以泪洗面，眼睛渐渐看不清东西，临终前还攥着胡红艳的照片，嘴里念叨着：“我的艳儿，还没嫁人呢……”

“这三十年，我们出门都抬不起头。”胡建国的声音哽咽，“有人说我妹妹是因为谈恋爱被人杀的，说她不安分。这些闲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们心上。”

而陈和平，把文九平的案卷翻了一遍又一遍，笔记本上记满了线索，连文九平家人的生日、亲戚的住址都记得清清楚楚。“只要我还干警察，就绝不会放弃。”他说这话时，眼角的皱纹里藏着愧疚。

”命案专案组。民警们带着当年的案卷，跑遍了北京、海南、广东，用现代刑侦技术比对dna，分析文九平可能的落脚点。

2025年6月，广东韶关的一个老旧小区里，公共摄像头拍下了王建民的脸。“他的户籍信息是2000年登记的，籍贯写的是湖南，但我们查了，湖南没有叫王建民的人符合这个年龄。”

年轻警员指着电脑屏幕，“而且他在工地打工，从不跟人提家里的事，连身份证都是补办的。”

陈和平立刻带队飞往韶关。6月15日清晨，他们在王建民的出租屋楼下蹲守。五点半，王建民准时走出楼栋，帆布工具包在他手里晃了晃。“就是他。”陈和平低声说，民警们悄悄围了上去。

“王建民？”一名民警叫住他。

男人的身体僵了一下，慢慢转过身。当他看到穿警服的人时，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你们找错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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