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安那一道将“天时古制”与“时势变通”置于邦交礼仪天平两端的诘问，如同冰冷的枷锁，牢牢套在了沈墨的脖颈上。

话音落下许久，厅堂内只余下灯烛燃烧的哔剥声，以及无数道几乎凝为实质的视线，沉甸甸地压在他佝偻了些许的肩背。

沈墨垂首站在那里，官袍下的身躯僵硬如铁，冷汗早已浸透了内衫，紧贴着肌肤，带来阵阵寒意。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长公主武菱华投来的、混合着严厉警告与一丝不易察觉的期许的目光，也能感受到副使黄和正那近乎绝望的无声注视。

更多的，是来自大乾君臣那充满了探究、审视、乃至隐隐嘲弄的视线。

他心中一片冰凉，甚至泛起一丝苦涩的自嘲。

这道题，吴承安出得何其毒辣，又何其高明！

它像一把双刃剑，无论自己如何回答，都难免要伤及自身，甚至伤及身后的使团与国家。

强调天时古制为先？

那无异于在天下人面前，将大坤描绘成不知变通、泥古不化的形象。

尤其是在北疆新败、谈判桌上已露颓势的时势下，这简直是为对方提供不识时务的话柄。

皇帝和那些务实派的大乾官员，恐怕会当场嗤笑。这绝非明智之选。

强调时势变通为先？

这看似更符合现实，也更显灵活，但风险更大。

首先，这等于在理论上承认了时势可以凌驾于某些传承已久的礼仪规范之上，这本身就可能引发儒学内部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