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这个机会！

“法律上还有一个渎职罪。”江昭宁重新接过了话头。

他刚才一直像一尊沉默的山岳，观察着这场交锋，此刻开口，语气比宁蔓芹缓和了许多，但内容却更加沉重，直指核心。

“正确的不坚持，错误的不抵制，甚至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导致国家或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是什么行为？”

“赵天民同志，你是老纪检了，《刑法》给我这个机会！

“我，我错了。”赵天民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得像是砂纸摩擦，每一个字都耗费着巨大的力气，仿佛从灵魂深处艰难地挤压出来。

他不再辩解，不再寻找借口。“我没有站在正确的一面，没有坚持原则，没有履行好我副书记的职责。”

“我辜负了组织的信任，辜负了同志们的期望，更……辜负了我父亲对我的教诲。”

“我……接受组织对我的任何处分。”

说出这些话，需要撕裂他过去二十三年构建起来的某种自我认知和官场生存逻辑，需要巨大的、近乎自毁的勇气。

但奇怪的是，当这些话终于说出口，承认了错误，直面了血淋淋的现实，一种奇特的、难以喻的解脱感，竟如同潮水般涌了上来，冲刷着他那被羞愧和恐惧填满的心房。

那是一种卸下了千斤重负后的虚脱，也是一种终于不再逃避的坦然。

“只？”

“只是？”江昭宁敏锐地捕捉到了他语气中那微不可察的、几乎被痛苦淹没的转折。

他的目光如同鹰隼，瞬间锁定了赵天民眼中那刚刚燃起、尚未成型的微弱火苗。

赵天民猛地抬起头，仿佛被这个追问点燃了最后的勇气。

他眼中第一次有了些许真实的光彩，不再是绝望的死灰，而是一种混合着恳求、决心和卑微的复杂光芒。

他看向江昭宁，又看向宁蔓芹，声音虽然依旧沙哑，却带上了一丝力量：“只是……希望县委，希望江书记、宁书记，能给我一个……一个自赎的机会！”

他停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仿佛要积蓄全身的力量，一字一句地说道：“让我用行动，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来证明我对党的纪检事业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