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明白，如果这输场运作断定有利，何必要招引商贾入事？五十万贯本钱，岁返其利，耗用多少？你计谋再精，只是让商贾大收其利，民利何在？”

崔隐甫在听完张岱的讲述后，当即便又皱眉说道，明显有些不满这利益的分配方式。

张岱听到他有此疑惑，也不由得暗叹哪怕如崔隐甫这种级别的大臣，其实对于新的社会关系都欠缺足够的想象力，倒不能说他们是不聪明，关键是没见过，所以对于人事利害只能做出最浅显最直接的判断，却不能洞察到内在的深刻运作逻辑。

“社稷一体，譬如人身，君王为心，公卿肺腑，士流为筋骨，百姓做血肉。百工商贾，乃散诸脏腑筋骨血肉形骸之间的静气，气盈则体壮，气虚则力弱。商贾之利，如气息回转，使人精神，但使能调度自如，不厌气壮。但若气滞而不行，丝缕之气能折七尺壮士！”

张岱做了一番拟人化的比喻，这些参事的商贾看似会因此得利颇多，但实际上他们所获得的只是浮财而已，并不足以沉淀下来形成新的社会问题。

换一句话说，从统治者角度而，钱散于百姓，聚敛不易，再想收回来需要耗费不少的行政成本。

如果输于公卿士流，容易形成板结的利益集团，这些人又能出于对共同利益的守护而扭曲朝廷的政令，使国法丧失客观公正与应时，割不到正地方去。

但钱如果集中在少部分商贾手中，调用起来就简单的多了。商贾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于财富没有太多的转化途径，只能摊在明面上来，什么时候想弄都可以。

就拿汴州渠城来说，那些汴州州人固然因张岱而大得其利，张岱要用他们的钱也只是一句话的事。

吕不韦那种奇货可居、成功上岸的大豪商只是特殊时代下极为罕见的一个例子，大多数看似背靠政治而赚的盆满钵满的豪商，充其量只是一个存钱罐和大红药而已。

尽管张岱的比喻已经很形象了，但崔隐甫还是有些不能理解内在的机理，思忖一番后便又询问道：“你又如何能保证这些商贾之利能调度自如，不滞不逆？若只凭威刑恐吓，人或畏服一时，久必散尽。”

难得崔隐甫还有这样的认识，张岱倒也挺乐意跟他探讨一下如何管理输场这一系列的人和事，闻后便笑语道：“倒也不必威刑恐吓，如崔大夫前褒奖下官，但使各自能得风格本分，又何必妄加咎责？

商贾亦是身沐王化的大唐子民，而非什么化外邪魔，岂有不遵国法便不能得利的道理？其或交游公卿，或囤积居奇、乘时射利，又或买田蓄奴，本就是违背其本分的罪行，自应以法惩治。但若无犯此诸类，又何必罚之？”

商贾的社会职能就是让财富流动起来，如果不能发挥这一作用，那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不杀了还留着当年猪啊？

崔隐甫这么问，就意味着他对于商贾的定位和职能其实还是搞不太清楚。而这也是时下大多数高官的通病，他们往往出身名族，解褐任官之后便平步青云，欠缺在底层进行深刻的历练。

他们根本就不清楚如今的大唐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构，所推崇的只是过往一套由乱入治的经验总结，唯耕织为本，有地就把百姓栽下去，没地也要硬往土里摁。有这么一户籍民就多一份税收，至于这一户籍民去哪里刨食儿，关他什么事？

崔隐甫虽然也不乏执政一方的经历，但本身还是传统世族那一套思维方式，对于太过复杂的社会分工与经济活动没有太高的理解能力，或者说比较看不起。

毕竟人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还是由己及人，刨除谁来跪谁这些劣迹之外，他们清河崔氏乃至整个五姓之家那都是耕织为生、诗书传家才发展壮大的。别人怎么就不行？偏要为了一时之浮利操持商贾贱业？

不过崔隐甫比卢从愿强的一点那就是，他没有卢从愿那么强的私心，对于民间的疾苦也并非全无所闻。

尽管与张岱之间的沟通并不顺利，但他最后还是沉声说道：“输场今春向籍民半价给粮，总归是一桩善事。听说日后还有其他资货也将陆续施给，如果能够受此善术不违，惠及天中父老，我也乐见其成。”

“请崔大夫放心，下官一定告诫群徒守此初心不悖！”

张岱见崔隐甫并没有对他极尽刁难，仍肯保持公心就事论事，心内也是一喜，当即便又顺势讲起输场报销百司官库库余回残的事情。

“此事若能收得良效，我自然没有意见。不过你今将归朝，还是入朝奏报审议一番，朝廷若允，我自奉行。”

崔隐甫说完这话后，便又对张岱摆手道：“我今还有不少案事，张侍御且去罢。”

待到张岱告辞退出，一直等候在外边的高承信才连忙迎上来，不无紧张的问道：“崔大夫是何态度？有无刁难质问？”

张岱将彼此对话的情景讲述一番，高承信听到崔隐甫并没有施加刁难的意思，这才松了一口气，但很快便又叹息一声道：“大丈夫自当掌权啊，不可久居人下！我与六郎凡所筹谋，未尝不是忠君益国，用心良苦或还甚于这些高位公卿，今却仰人鼻息、侍人脸色，使人心意难平！”

张岱听到这话后，也不由得深以为然的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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