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民国十九年民法，女子享有与男子同等之财产继承权。
城市中，女子入学、就业者，日渐增多。
此为社会进步之表征。”
林怀安注意到，黎娇娥听得格外认真，腰背挺得笔直，手中的钢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前排另一个叫赵梅芳的女生，也是生活委员，同样目不转睛。
“然传统积习，非一朝可改。”
孙主任摇摇头，“乡间溺女、缠足、童养媳等陋俗，仍所在多有。
法律是一回事，社会实际，又是另一回事。”
四、科技与基建
“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下设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心理等研究所。
此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网罗了如蔡元培、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等俊杰，于推动科学研究，厥功至伟。”
“交通通讯方面，无线电广播网络初建，京沪航线于民国九年开通，中国航空公司于十九年成立。
市政方面，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电力、自来水、公共交通，渐次兴办。
上海外滩，高楼林立，颇有现代都会气象。
公共卫生亦受重视，中央卫生实验处于二十一年设立，推广种痘，防治时疫。”
孙主任的讲述，勾勒出一幅民国建设的“成绩单”。
客观，有数据，有实例，同时也指出了诸多不足与局限。
他的语气始终平稳，像一个尽职的会计师在盘点账目，有功记功，有过记过。
然而，当讲完这五个方面，孙主任合上教案，摘下眼镜，缓缓擦拭着镜片，教室里却陷入了一种异样的沉默。
这些成就，桩桩件件，听来都值得称道。
可当这些“成就”与早上那条被封锁的东长安街、与城外华北平原上越来越频繁的日军演习、与报纸上连篇累牍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屈辱外交的消息并列时，总让人觉得有些……不是滋味。
就像一件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蚤子。
“先生。”
一个声音打破了沉默。
是马文冲。
他站起身，脸色因为激动而有些发红，“学生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先生。”
“讲。”
孙主任重新戴上眼镜，看向他。
“先生方才所建设成就，学生谨记。然而，”
马文冲吸了口气，声音提高了一些，“然而如今日寇步步紧逼，华北局势危若累卵。
我们在东长安街上，连正常行走之自由皆无。
此时此刻，大讲铁路修了多少里，纱厂开了多少间，大学建了几所……这、这于国事何益？
于民心何补？
学生愚钝，实在困惑！”
他的话，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池塘，在教室里激起波澜。
许多学生抬起头，眼中露出同样的疑问。
就连一向有些玩世不恭的余章波，也收敛了表情，看向孙主任。
孙主任静静地看着马文冲，脸上没有被打断的不悦，反而露出一丝近乎疲惫的理解。
他沉默了片刻，没有直接回答马文冲的问题，而是走到窗边，望着窗外秋日澄澈的天空，缓缓开口：
“沈同学此问，可谓直指核心。
是啊，大厦将倾，谈窗上雕花有几处精美，似乎迂阔，甚或可笑。”
他转过身，走回讲台前，双手撑在讲台边缘，身体微微前倾，目光扫过每一张年轻而困惑的脸。
“那我问你们，今日我讲这些，目的何在？
是让你们沾沾自喜，以为民国二十二年，已有偌大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非也。”
他自问自答，声音陡然变得沉痛，“恰恰相反。
我讲这些，是想告诉你们，这二十二年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多少人，在多么困难的境地下，依然在努力地、一点一滴地建设着，推动着这个古老的国度，向着‘现代’二字艰难前行。”
“从银两到银元，是进步。
从不识字到能上学，是进步。
从父母之命到婚姻自主，是进步。
从相信巫医到接种牛痘，也是进步。”
孙主任的语调不高，却字字清晰，敲打在每个人心上，“这些进步，微小吗？
琐碎吗？
在国难当头的今天，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甚至有些……苍白无力。”
“但是，”
他加重了语气，“文明是民族的保护伞，只有强大的文明，才能避免外族入侵。
但是古代文明发达，并不代表现代文明发达，需要不断更新与发展，与世界交流，及时拥有世界先进文明，不能形成国外的文明比国内的文明高，如果形成差距就会带来灾祸。
如果没有这些一点一滴的进步，如果没有这条铁路，这间工厂，这所学校，这条法律，我们今日之中国，又将是什么样子？
恐怕连谈论抵抗、谈论救亡的些许基础，都不具备！”
“你们可知，甲午战败，马关条约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三年岁入！
庚子国变，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近十亿两！
如此巨款，如无近代工业稍稍造血，如无关税、盐税等近代财源，国家财政早已崩溃！
若无新式陆军、铁路运输，国防更不堪问！”
孙主任越说越激动，脸颊泛起潮红：
“今日寇之所以尚未能一口吞下中国，除了我国疆域辽阔、民众不屈之外，民国以来这些艰难积攒的现代基础――铁路、工厂、电报、受过新式教育的军官和士兵――难道没有起到一丝一毫的迟滞、抵抗作用吗？”
教室里鸦雀无声。
学生们被孙主任这罕见激动的情绪和尖锐的反问震慑住了。
“我讲这些成就，”
孙主任喘了口气，平复了一下情绪，声音恢复了之前的平稳，却更显沉重，“不是为了让你们陶醉，而是为了让你们明白，现代化之路，我们刚刚起步，步履维艰，成果脆弱。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