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一个医生。一句话。不需要第二个人同意。”
“那如果医生错了呢？”
“没有复核机制。没有申诉渠道。他说你有病，你就是有病。”
林念苏后背一阵发凉。
第二天一早，林念苏驾车去了省人民医院。
赵小禾在办公室等他。
看见他进来，站起来给他倒了杯水。
“林司长，您瘦了。”
“你也是。”
“操心呗。”
赵小禾靠在椅背上说：
“那十二个病人的病历我调出来了。诊断全是偏执型精神障碍，诊断医生都是同一个人，那家医院的医务科主任，周建国。”
“周建国？”
“对。就是您见过那个。所有病人的诊断都是他一个人签的字。没有会诊记录，没有量表评估，没有影像学检查。就是一张诊断书，一个签名。”
“这些病历能复印吗？”
“能。我已经复印了。”她拉开抽屉，拿出一摞复印材料，“林司长，这些材料够不够？”
“够。但还要证人。”
“赵德厚愿意作证吗？”
“愿意。”
“其他病人呢？”
“我试试。”
林念苏把材料装进包里，站起来。
“林司长。您小心点。那家医院背后的人，还没全挖出来。”
“林司长。您小心点。那家医院背后的人，还没全挖出来。”
林念苏回到家，把材料铺在茶几上。十二份病历，每一份都附了病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入院记录、诊断证明、出院小结。诊断全是偏执型精神障碍，诊断医生全是周建国。他把同一诊断医生的病历分拣出来，摞在一起，拍了照，发给顾清岚，也发给了父亲。
林杰很快便打来了电话。
“念苏，材料我看了。”
“爸，够了吗？”
“够了。但你要找更多的证人。”
“赵德厚愿意作证。”
“不够。一个不够。至少要五个。”
“我试试。”
挂了电话，他翻出赵小禾给他的病人联系方式。
第一个是张建国的妻子接的，说张建国已经死了，去年心梗走的。
第二个是刘德明，老人耳朵背，电话里说不清楚，他儿子在旁边喊“你找谁”，他挂了。
第三个是个年轻女人，接电话的时候在哭，说她爸刚被送进去，她正在找律师。
打到第五个，是个男的，叫王德胜。
52岁，某区工商局的科长。
被妻子以“偏执型精神障碍”送进去关了四个月。
出来的时候，两套房子只剩一套小的了，大的那套被妻子以“家庭内部过户”的名义转到了她名下，存款被转走了一百二十万，女儿被送到外地上学，不让见。
“王德胜，你愿意作证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
“王德胜？”
“林医生，我怕。”
“怕什么？”
“怕他们报复。他们知道你是谁，知道你爸是谁。但他们不怕。因为你爸退了。退了的人，说话就不算数了。”
“王德胜，你听我说。你怕，他们也怕。你怕他们报复，他们怕你站出来。你站出来，他们就完了。”
又沉默了。
“林医生，我站出来。我女儿十八了，马上高考。她不能没有爸。”
“好。你把地址发给我。我去接你。”
王德胜住在一个老旧小区六楼。
林念苏气喘吁吁的爬上去。
敲开门，一个瘦小的男人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头发花白，眼眶下面有很重的黑眼圈。
他站在门口看了林念苏几秒，侧身让开。
“林医生，进来坐。”
屋里很简陋。
一张木桌，两把椅子，一台老式电视机，墙角堆着几个纸箱。
墙上挂着一张照片，一个女孩，穿着校服，笑得很灿烂。
“您女儿？”林念苏问。
“嗯。去年考上大学了，在外地。她妈不让我见，我偷偷去过一次。在校门口等了三天，没等到。”
王德胜的眼泪掉下来了。
“林医生，我老婆跟那家医院的周志强是亲戚。她把我送进去之前，跟周志强吃过好几次饭。我后来查通话记录，她跟周志强打了三十多个电话，每次都是在我被送进去之前那段时间。他们在商量怎么搞我。”
“你有证据？”
“有。通话记录我打印了。还有转账记录。她把房子过户之后，给周志强转了二十万。”
“二十万？”
“对。备注写的是‘咨询费’。我查过了，那二十万是从卖房子的钱里出的。”
林念苏接过王德胜递来的材料。
通话记录、转账截图、房产过户的复印件。
一张一张，按时间顺序排好。
一张一张，按时间顺序排好。
“王德胜，你把这些交给纪委了吗？”
“交了。没人理。他们说这是民事纠纷，不归他们管。让我找法院。”
“法院呢？”
“法院说证据不足，不予立案。”
“证据不足？这些通话记录、转账记录，证据还不足？”
王德胜低下头。
“林医生，我后来才知道，那家法院的一个副院长，跟周志强是同学。我的案子到了他那，他说证据不足，就证据不足。”
林念苏攥紧了材料说：
“王德胜，你信我吗？”
“信。”
“那我把这些材料带走。我会让该查的人查。”
“林医生，我不求把房子要回来。我就求个公道。我关了四个月，他们说我精神病。我的同事，我的领导，我的亲戚朋友，都知道我得了精神病。我是被冤枉的，但我没法证明。因为精神病这东西，当自己你说你没病的时候，他们认为你就是已经有病了。”
林念苏回到车上，坐在驾驶座上把那叠材料翻了一遍。
十二个病人，个个都是被亲人送进去的。
进去之前没精神病史，进去之后全成了“偏执型精神障碍”。
诊断医生是一个人，诊断依据是空白。
财产在病人被关期间大量转移，手法一模一样，房产过户、存款转账、子女隔离。
这不是一家医院的问题，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家属出钱，医院出诊断，律师出方案，黑保安出拳头。
病人进去，财产出来。
他发动车子回到家。
顾清岚在沙发上坐着看手机。
“念苏，你回来了？”
“回来了。王德胜的材料拿到了。十二个病人，个个都有人证物证。”
“你打算怎么办？”
“交给爸。”
“他已经在办了。”
“什么？”
“《精神卫生法》修订案，爸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领衔提出了。主要内容就是：精神障碍诊断必须由两名以上精神科医生共同签字；患者有权申请第三方复核；强制住院必须经法院批准；建立全国精神障碍诊断信息平台。”
林念苏愣住了。
“爸什么时候开始搞的？”
“从李满仓死了以后。他一直在准备材料。”
顾清岚把手机递过来。
屏幕上是一份立法建议书，标题写着《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建议》。提案人林杰。
建议书有厚厚一摞，几十页，引用了大量案例和数据。
最后一段是他亲手写的。
“目前精神障碍诊断，基本由一家医院、一个医生说了算。没有复核机制，没有申诉渠道。一旦被诊断为‘精神障碍’，就意味着失去财产权、监护权、婚姻自主权。这种权力，放在任何一个人手里，都是危险的。”
李满仓没等到这一天。
但是赵德厚、王德胜他们等到了，不用再等多久。
父亲发来消息：“念苏，你把你在王德胜那儿拿到的材料，发给我。立法的事需要更多证据。”
他拍了照，一张一张发过去。
父亲回复消息说：“念苏，立法的事下周上会。你那边再找几个证人，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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