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

《华盛顿邮报》第二版。

丘吉尔被捕的消息在十二月九日传遍了华盛顿。

第一个报道的是《华盛顿邮报》，在第二天早上的第二版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丘吉尔涉嫌通共被捕，fbi指控其为刺杀胡佛提供便利”。

报道的正文大约一千字，措辞很克制，但每一个字都像是在给丘吉尔盖棺定论。

报道里写了丘吉尔与科斯特洛的关系，写了通行证的事，

写了他在五月花酒店被捕的场景，最后引用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fbi官员的话——“此案证据确凿，丘吉尔难逃法律制裁。”

报道出来的当天，华盛顿的社交圈子里没有一个人公开替丘吉尔说话。

那些一个月前还在他的酒会上端着香槟、拍着他的肩膀说“首相先生，您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的银行家和工业家，现在全都不见了。

他们的电话打不通，他们的秘书说“老板不在”，他们的办公室关门谢客。

惠特尼，那个第一个回信参加酒会的银行家，在报道出来的当天晚上就离开了华盛顿，去了他在长岛的别墅。

阿姆斯特朗，那个带了一瓶好酒来的芝加哥肉类加工商，在电话里对记者说了一句话——“我跟丘吉尔不熟。

我只是去喝过一杯酒。

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退休的海军上将，那个以前跟罗斯福共过事的将军，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话——“丘吉尔先生是一个杰出的演说家。

但杰出的演说家不一定是爱国者。”

丘吉尔自己的随从也散了。

那两个跟着他从渥太华跑到华盛顿的助手，在丘吉尔被捕的第二天就搬出了五月花酒店。

他们没有带走任何文件，也没有留下任何地址。

他们只给公寓里剩下的几个人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对不起。我们帮不上忙了。保重。”

那个原英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在丘吉尔被捕后第三天去了如今的英国驻美大使馆，请求庇护。

大使馆没有收留他——他们说他“已经没有官方身份了”。

他在大使馆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个下午，然后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剩下的几个人——那个原海军部的情报官，那个原殖民地事务部的低级文员——他们还在华盛顿西北区的那间旧公寓里，挤在一起，靠给杂货店搬货和给洗衣店看夜勉强活着。

他们没有去看丘吉尔。

他们知道自己进不了拘留所。

他们只能等。

等消息，等审判，等最后的结果。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十二月十二日又登了一篇评论。

评论的标题是——“丘吉尔：一个过时帝国的过时幻梦”。

文章的作者是报社的社论版主编，一个叫哈罗德的中年男人，曾经在一九三八年写过支持美共的社论。

他的评论写得很长，措辞很冷静，但每个字都像是在把丘吉尔从历史舞台上推下去。

评论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他的人生是一出漫长的戏剧。

现在，这出戏剧即将落幕。

昨天，fbi逮捕了这位前英国首相，指控他与美共特种作战人员有联系，为刺杀埃德加·胡佛局长提供了便利。

丘吉尔先生本人否认了这些指控。

他说他不知道那五张通行证的用途，他说他只是科斯特洛的‘中间人’，他说他是被‘利用’的。

也许他说的是真话。

也许他确实不知道。

但问题在于——谁在乎？”

“丘吉尔先生曾经是大英帝国的象征。

他曾经就差一步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指挥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决定着数亿人的命运。

但现在，大英帝国已经不复存在。

他的国家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

他的首相职位已经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