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的白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但每一个名字最终都被画上了一个红色的叉号。

警方没有发现任何有作案嫌疑的人员。所有被排查的人都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没有任何人存在可疑的动向。

杨丽就像是突然从平江县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物理轨迹。

王建山看着那满墙的红叉，双手重重地按在会议桌上。

“线索全断了。”王建山的声音透着疲惫。

所有的外围线索全部中断。

大范围的摸排宣告失败。

这样一来，案件的焦点彻底集中在了那通勒索电话上。

杨德义的家中，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客厅的茶几被清理空了，上面摆放着两台笨重的监听设备。

一台连接着座机电话线路，另一台是双卡带的录音机。

几根黑色的线缆在地板上蜿蜒。两名技术科的警察戴着耳机，时刻守在设备旁。

杨德义坐在沙发上，双手捂着脸，头发比几天前白了许多。

他盯着那部红色的座机电话，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与期盼。

上午九点四十分。

电话铃声再一次炸响。

“叮铃铃――叮铃铃――”

杨德义浑身一颤，猛地直起身子。

旁边的技术科警察迅速按下录音键，冲着杨德义做了一个接听的手势。

杨德义深吸了一口气，颤抖着手拿起话筒贴在耳边。

“喂？”杨德义的声音沙哑。

“钱准备好了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杨德义急切地对着话筒喊道，“你在哪？我怎么把钱给你？我姐到底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只有微弱的电流声。

“有没有准备好十万块钱的赎金？”那个声音没有理会杨德义的问题，只是像机器一样重复了一遍。

“你让我听听杨丽的声音！”杨德义几乎是在哀求。

“咔哒。”

电话被挂断了。

杨德义握着话筒，呆呆地看着前面的墙壁。

技术科警察摘下耳机，对着旁边的王建山摇了摇头。

通话时间太短，根本无法追踪信号来源。

下午三点十五分。电话再次响起。

这一次，杨德义接起电话的速度更快了。

“喂！钱准备好了，你到底想怎么样！”

“十万块钱赎金，备好了吗？”对面的声音依然没有任何起伏。

“备好了！你让我听听杨丽的声音，确认她安全，我马上把钱给你送过去！你要什么我都答应！”

“不行。”对方断然拒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随后又是无情的挂断声。

一天之内连续两起勒索电话。

没有交钱的地点，没有交钱的时间，没有任何关于人质的信息。

平江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办公室。

窗外夜色深沉，办公室里的灯光显得有些惨白。

王建山坐在办公桌后，桌子上放着一个小型的卡带播放器。

他按下播放键，里面传出白天录下的两通电话录音。

“有没有准备好十万块钱的赎金？”

“十万块钱赎金，备好了吗？”

“有没有准备好十万块钱的赎金？”

王建山反复播放着这几句简短的对话。

他点燃了一根香烟，烟雾升腾，在白炽灯的光圈里盘旋。

拥有多年办案经验的他此刻眉头紧锁。这三通电话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谜团，盘踞在他的脑海里。

他总觉得这通电话透露着处处诡异。

王建山拿起一支笔，在纸上快速写下几个字。

在常规的绑架案中，绑匪的核心诉求就是求财。

时间拖得越久，暴露的可能性就越高。

所以正常的绑匪在索要赎金后，都会快速告诉家属交钱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他们急于拿到钱财，完成交易然后逃之夭夭。

可这起案件的绑匪却截然不同。

三通电话全程只是反复追问十万块钱赎金是否备好。

对于交钱的细节只字不提。

更反常的是，当杨德义提出和杨丽通话确认人身安全时，绑匪断然拒绝。

绑匪连最基本的人质证明都不愿意提供，这完全违背了勒索的常理。

家属确认不了人质安全，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交钱？

这根本不符合常规绑匪的作案逻辑。

王建山将手里的烟蒂按灭在烟灰缸里，又接连抽了好几根烟。

他拿起办公桌上的座机听筒，拨通了外面的分机。

“江源，来我办公室一趟。”

不到一分钟，江源推门走了进来。

王建山指了指桌子对面的椅子，示意江源坐下。

他关掉录音机，将桌上录音记录推到江源面前。

“不合逻辑。这三通电话太不合逻辑了。”

王建山看着江源，说出了自己琢磨了半个晚上的想法。

“绑匪打电话来，不图钱，不谈交易，不让人质发声，只是一味地确认十万块钱。”

王建山用手指重重地敲击着桌面，“这种行为不像是在勒索。”

“更像是在完成一种特定的程序。”

王建山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走了两步，“他不在乎杨德义交不交钱，他在乎的是让我们警方知道，这是一起绑架案。”

江源愣了一下，随即大脑快速运转起来：“王队，你的意思是，绑匪故意打这些电话给我们的？”

“对。”

王建山转过身，目光如炬地盯着江源，“我认为这根本不是简单的绑架勒索。”

“如果真是绑架，他早就该安排交易了。”

“他一拖再拖，只打雷不下雨，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视线死死地钉在绑架勒索这条线上。”

王建山双手撑在办公桌上，下出了最终的结论。

“这更像是一起精心布置的骗局。”

“一个用来迷惑警方的圈套。”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