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他把纸条给我就匆匆走了，说是有人盯着他。”

柴国良看了看表：七点半。

“去不去？”

“去。”何金锋的话斩钉截铁。

晚上八点四十，石桥村村东头。

老槐树在夜色中像一把撑开的大伞，树下空无一人。何金锋和柴国良带着两名工作人员，隐蔽在附近的土坡后。

四周静得出奇，只有虫鸣。

“会不会不来了？”一名工作人员低声问。

“再等等。”何金锋盯着槐树方向。

九点整，一个黑影从村子方向蹒跚走来。走到槐树下，黑影左右张望，然后蹲下身，似乎在等什么。

是何金锋先认出来的——虽然换了身衣服，但身形没错。

“是老罗。”

四人从土坡后走出。老罗看见他们，先是紧张地后退一步，看清是何金锋后，才松了口气。

“何同志”

“罗支书，你怎么跑出来的？”

“我装病。”老罗苦笑，“那两个看守的小年轻没经验，我假装心脏病发作，他们去叫医生时，我就从后门溜了。”

“你家人呢？”

“让我兄弟接走了，去邻县亲戚家避避。”老罗说着，突然抓住何金锋的手，“何同志，我要说实话！刘书记是被冤枉的！”

柴国良打开录音笔——这是调查组的设备，比老罗自己能搞到的专业得多。

“别急，慢慢说。”

老罗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

从三年前县里下达“经济增长指标”说起，到镇里开会时的争执，再到李长发私下找他“做工作”

“李镇长说，全县都这么报，我们不报就是拖后腿。我说刘书记不同意，他说刘书记那边他会处理。”老罗声音颤抖，“后来那些假数据，都是李镇长让统计员直接做的，刘书记根本不知情。签字签字也是李镇长模仿刘书记的笔迹。”

“你有证据吗？”柴国良问。

“有！”老罗从怀里掏出一本皱巴巴的工作笔记，“这是我这几年记的。哪次会议谁说了什么，哪天县里来检查提前做了什么准备都记了。”

何金锋接过笔记本，借着手电筒的光快速翻看。记录很粗糙，字迹歪斜，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清清楚楚。

最关键的一页，记录了去年秋收前的一次会议：

“9月15日，镇小会议室。李镇长说：县里要求增长12，实际最多6。刘书记说：实际多少报多少，不能造假。李镇长说：别的镇都报15，我们报6，县委怎么看我们？最后没达成一致。”

下一页：

“9月20日，李镇长单独找我，说数据已经报上去了，按12报的。让我统一口径，就说刘书记拍板的。我不同意，他说考虑我儿子工作。”

铁证。

“还有这个。”老罗又从怀里摸出几张纸，“这是真正的产量统计表，村里会计偷偷给我的。上报的那个版本，数字全改了。”

柴国良接过表格，手电光照上去——同一块田，实际亩产520斤，上报亩产850斤。差距触目惊心。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何金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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