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寻深知，制定国家层面的政策绝不能闭门造车。

上任后的头两个月，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密集的调研中。

他带队走访了多家头部互联网企业、大型国企的数据中心、新兴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以及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的几个“数字政府”建设示范省市。

调研让他收获颇丰，也让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现实的复杂性。

他看到了企业在数据创新上的蓬勃活力，也看到了部分巨头利用数据优势形成垄断、挤压中小企业的苗头。

看到了地方政府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办事效率的成效，也看到了重复建设、数据孤岛以及“数字形式主义”的滋生。

在一次与某顶尖互联网企业创始人，被称为“数字王”的闭门会谈中，对方在表达了支持国家政策的同时，也委婉地提出了担忧：

“谢主任，数据是互联网公司的核心资产。我们在用户授权、隐私保护和技术投入上付出了巨大成本。

我们支持数据的合理流通和利用，但也希望国家在制定规则时，能充分考虑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创新空间，避免‘一刀切’挫伤市场积极性。”

这话看似合理，但孟寻敏锐地捕捉到其话语背后，是对现有数据垄断地位的维护，以及对可能削弱其优势的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潜在抵触。

而在一次与某经济大省数据管理局的座谈中，该局负责人则大倒苦水：

“谢主任，不是我们不想共享数据。各个垂直部门，如公安、税务、社保的数据都攥在自己手里，条块分割严重，我们地方协调起来太难了！

建个‘城市大脑’，光打通数据就要磨破嘴、跑断腿，标准还不统一！”

这些问题，都指向了深水区的改革，触及了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行业利益的重新调整。

带着调研成果，孟寻组织团队开始起草《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的初稿。

这份文件旨在为未来的数据要素市场和国家数据治理奠定顶层设计。

草案在“数字办”内部讨论时，就引发了激烈争论。

孟寻坚持其“分级分类、权责清晰、安全可控、流通有序”的框架，并特别强调了公共数据的有条件无偿开放共享和加强对大型平台企业数据垄断行为的规制。

这两点，直接触碰了敏感神经。

支持工信思路的同事提出：

“公共数据开放涉及安全风险，且很多数据是相关部门投入资源形成的，完全无偿是否合适？

对平台企业的规制，尺度如何把握？

会不会影响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来自偏向企业视角的智囊则警告：

“过于强调反垄断和公共数据开放，可能会抑制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导致资本观望，与当前‘稳增长’的基调是否相符？”

甚至连领导小组内部，也有不同声音。一位资深的副主任私下找孟寻沟通：

“谢寻啊，你的想法很有前瞻性，但步子是不是可以稍微稳一点？

有些利益格局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是不是可以先在一些非核心领域试点，逐步推进？”

孟寻感受到了巨大的阻力。

他的方案触及了深层次的利益调整，远非简单的技术或管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