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朝为田舍埋头郎，暮登天子宝殿堂”，沈倦舟却恰恰相反，一朝从权倾朝野的左相，沦为远戍美洲的边地总督，可谓一夕跌落云端。

可他本人并无半分失意难受，脸上反倒带着淡然的笑意，心中对权位毫无执念，唯有“为往圣继绝学”的信念。

在他看来，远赴美洲并非流放，反而是一桩幸事――他能在这片新大陆上，不受旧礼束缚，全力传播自己革新后的新儒学。

若新儒学真的契合大道，又何必为一时罢相而伤心落寞呢？

有人淡然自若，便有人愁肠百结，忧心忡忡的，自然是沈倦舟的一众门人。

官场政治向来残酷，靠山轰然倒塌，门下之人绝无独善其身的可能。

一时间，大批支持沈倦舟的官员被接连罢职，流放至美洲、印度、波斯、中亚等各个殖民地。

好在这场朝堂争斗，依旧遵循着东宋传统，即便被流放殖民地，这些官员也依旧担任地方官职，并未彻底沦为阶下囚。

更有一批隐藏极深的沈氏门人，蛰伏于儒学内部，静待时机，暗下决心，他日掌权之日，必定要将恩师迎回中枢。

世人多以为，这场政治风波皆因一本《简爱》而起，实则不然，这是东宋发展至今的必然结果。

截至兴威四十四年，东宋已然彻底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这场始于永昌年间、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技术变革，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也彻底重塑了东宋帝国的每一寸肌理。

从经济结构到社会形态，从军事力量到思想观念，整个帝国都被烙上了“蒸汽与钢铁”的深刻印记。

东宋率先完成了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商业复合体的惊险跨越，机器生产彻底取代手工劳作，工厂制替代手工工场，煤炭、钢铁、纺织品产量呈指数级暴涨，东宋稳稳坐稳“世界工厂”的宝座。

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大幅下滑，工业、金融、运输等服务业成为经济主导；

城市化进程飞速推进，大量农村人口涌入新兴工业城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张。

这场工业革命创造了海量财富，可分配却极度不均：工厂主、银行家、海商等新兴资产阶级，以及殖民地种植园地主，财富暴增；而外籍劳工却大多生活困顿，深陷贫困。

澳洲作为文明灯塔，物质富足，外籍劳工的生活条件尚且尚可；

可各殖民地的外族民众，境遇却凄惨无比，尤以东宋最大、最早的殖民地印度为最――百分之九十九的印度人陷入极端贫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仅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印度精英，依附宋人分得些许残羹冷炙，坐拥微薄财富。

当然也有很多印度精英卷王通过了东宋的入籍考试，成为了真正的宋人。拥有不俗的财富，不过这种人已经不能算作印度人了。

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实力不断壮大，自然开始谋求对应的政治权力，此次借助舆论引导朝堂政策，便是集中体现。

只不过，宋人中最聪慧、最具实力的群体，依旧牢牢盘踞在朝堂之上，一边引导国家发展，一边压制着新兴资产阶级的野心，维持着朝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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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耗时良久、倾注无数人力物力的大运河，正式全线开通。

这条贯通要地的运河，全长一百六十四公里，水位宽五十二米，水深七米半，河道宽阔、水位稳固，最大可通行东宋搭载八十门火炮的次级战列舰，通航能力极强。

大运河的通航，如同为东宋的扩张之路插上双翼，帝国向外扩张的脚步再度向前，势力范围正式朝着地中海区域迈进，海上霸权愈发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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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海风裹挟着咸湿气息，吹拂着广场上的砖石，广场中央的圣马可商会府邸内，气氛凝重而肃杀。

商会会长卡拉多?丹多洛面色冷峻，眼中满是复仇的怒火，他倾尽商会全力，又联合地中海海域饱受海盗侵扰的其余威尼斯商会，耗费海量金银，日夜赶工，终于打造出六十门火炮。

这批火炮射程仅有四百米，虽比东宋民间火炮稍逊一筹，威力不及，可胜在数量充足，足以靠集群火力近身取胜。

卡拉多?丹多洛攥紧拳头，指节泛白，望着地中海的方向，咬牙低语，语气满是狠厉：“岳翻江，你准备好，迎接威尼斯的怒火了么！”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