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

北京的春天来得极晚，也极不真切。

虽已三月，寒风依旧凛冽，卷着黄沙拍打在紫禁城斑驳的红墙上。前门外的八大胡同里，胭脂水粉的香气掩不住空气中弥漫的恐慌与腐朽。袁世凯在北京城四处散布“君宪救国”的论调，就连街头卖报的小孩，嘴里都念叨着“袁大总统要登基做皇帝了”。

而在北京西城绒线胡同的一座深宅大院里，气氛却压抑得如同暴风雨前的死寂。

这里是陆军部编译局。对外，它是北洋政府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对内，它却是袁世凯监视北方异己分子的魔窟。而这座大院的主人，便是如今身在虎穴的沈砚之。

沈砚之站在二楼的窗前，手里捧着一杯早已凉透的茶。他身穿一套笔挺的北洋陆军少将制服，肩章上的金星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刺眼。自从去年二次革命失败，他听从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忍辱负重，蛰伏于袁世凯的眼皮底下，这身皮，便是他的护身符，也是他的枷锁。

“将军，外头风声越来越紧了。”

说话的是副官赵铁生，一个跟着沈砚之从山海关打到南京的老兵。他此时穿着一身便装，眉头紧锁，手里捏着一份刚从街上买来的《顺天时报》。

沈砚之没有回头，只是淡淡地问道：“又有什么新鲜事？”

“今天一早，朱启钤带着内务部的人，把新华宫（今-中-南-海）里的马路都给挖了，说是要修‘龙脉’。”赵铁生啐了一口，“还有，参政院今天开会，那帮遗老遗少联名上书，劝进大总统早正大统。杨度那厮更是赤膊上阵，在‘筹安会’叫嚣得厉害，说共和搞不下去，非得有个真龙天子镇着不可。”

沈砚之放下茶杯，杯底与桌面碰撞，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他转过身，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唯有眼底深处藏着一团火。

“杨度……梁启超……这些人啊。”沈砚之轻叹一声，语气中带着几分讥讽，“梁任公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已经把话说绝了，可袁项城（袁世凯）偏偏要往火坑里跳。”

“将军，咱们不能再等了。”赵铁生急了，上前一步，压低声音道，“程都督（程振邦）那边已经从贵州发来密电，说蔡松坡（蔡锷）将军已在天津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南下云南。咱们在北京就是砧板上的肉，万一姓袁的狗急跳墙，咱们谁也跑不了！”

沈砚之走到墙边，那里挂着一幅巨大的北洋势力地图。他用手指在地图上从北京划到云南，又从云南划到长江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