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光复后的第三天，沈砚之收到了一份电报。

电报是从武汉发来的，落款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电文不长，但每个字都像秤砣压在沈砚之胸口——“总司令部决议：北伐军分两路东进，一路由何应钦指挥，一路由白崇禧指挥。沈砚之独立旅暂驻南昌休整，听候调遣。”

赵副官拿着电报站在桌前，等沈砚之的指示。沈砚之把电报看了两遍，放回桌上。

“周荫人的部队改编完了吗？”

“改编完了。三千四百二十人，整编为北伐军独立旅第三团。周荫人任团长。各级军官重新任命，政治委员配下去了六个。”

“他们情绪怎么样？”

“团级以下还好。营长以上有些不安。周荫人自己倒是很配合，主动把他在山东加税的账目整理了一份，交给政治部备案。”

沈砚之点了点头。他站起来，走到墙上那幅江西地图前。地图上的南昌已经被红笔圈实，城外的防线也擦了重画。他的目光顺着赣江往北移，移过九江，移过安庆，移过南京。

“东进。”他念了两个字。

赵副官知道他的心思。北伐军继续东进，独立旅却留在南昌“休整”。名为休整，实为雪藏。程振邦牺牲之后，独立旅在总司令部眼里的分量就轻了一截。

“将军，要不要发个电报问问——”

“不用问。”沈砚之的目光从地图上收回来，“让部队休整。同时做三件事。”

“哪三件？”

“第一，把周荫人的防区调整方案报上去，让总政治部批。第二，全军开展整训，重点是政治教育。第三，派一个连去城南水仙庙驻守，保护好庙里的水仙像和香炉。”

赵副官愣了一下：“水仙庙？为什么？”

沈砚之看了他一眼。赵副官忽然明白了——水仙庙的香炉里插着程振邦的指挥刀。那是沈砚之给程振邦立的碑。

“我亲自去写碑文。”沈砚之说完，拿起外套出了门。

水仙庙在城南的一条小巷深处。庙很小，只有一间正殿，一间偏殿，一个院子。正殿的水仙像据说是前朝一个不知名的匠人用一整块青石雕成的，历经百年香火，面色已经被烟熏得黑亮，但笑容还是当初那个笑容——眉眼弯弯的，看着人间，像在看一个不知道答案的故事。

沈砚之走进庙里的时候，守庙的老汉正蹲在院子里烧水。看见沈砚之进来，老汉站起来，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将军。”

“老伯，你认得我？”

“南昌城谁不认得您？”老汉笑了，缺了两颗门牙，“那天您进城的时候，我站在街边看见了。您骑着一匹黑马，走在队伍最前面。”

沈砚之没接话。他走到香炉前，那把指挥刀还插在里面。刀鞘上的“天下为公”四个字被香灰盖了一层。他伸手把香灰拂掉，四个字露了出来。

老汉凑过来看了一眼，念了出来：“天下为公。”

“嗯。”

“好话。”老汉说，“孙大帅在的时候，这四个字挂在他大堂上。但他做的事，跟这四个字不沾边。”

沈砚之看了老汉一眼。老人的脸上沟壑纵横，每一道沟壑里都藏着南昌城的年月。他忽然想问一件事。

“老伯，孙传芳在江西这些年，收了多少税？”

“税？”老汉把手里的柴火往地上一丢，“将军，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三个儿子，老大种田，一年到头剩不下两担谷。老二做小买卖，交了捐钱交税钱，交了税钱交治安费。老三去年跑了，跑到广东去当兵了。他说广东的兵吃饷，江西的兵吃人。”

沈砚之沉默了一会儿。他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一支笔。

“我给你写碑文。你帮我看一句话——这四个字，刻在这刀上，刻对了没有？”

老汉凑过来看那四个字，又看了看沈砚之。

“将军，这四个字刻在哪里都对。但刻在刀上——”老汉抬起手指，点着指挥刀的刀鞘，“刀是要砍人的。刻在刀上，意思是砍掉那些不让‘天下为公’的人。”

沈砚之盯着老汉看了三秒。然后他笑了。程振邦生前就说过类似的话。那是北伐出发前，两个人坐在黄埔军校的操场上，程振邦拿树枝在地上写这四个字，写完用脚一抹，说——“老沈，这四个字写在地上没用。得刻在刀上，刻在枪上，刻在炮弹上。”

沈砚之站起来，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北伐独立旅旅长程振邦，殉国于南昌城下。临终遗：天下为公。”

他把纸折好，递给赵副官。

“找人刻一块小碑，嵌在香炉底座上。不要大，半尺宽就行。”

赵副官接过纸，转身出去了。

沈砚之走出水仙庙。外面阳光正好，巷子里的青石板被连日来的炮火震裂了几块，但墙角的桂花树还活着，枝头挂着细碎的金花，香气幽幽地漫过来。他站在桂花树下，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往指挥部走。

回去的路上，他遇到了周荫人。

周荫人穿着一身新军装——北伐军的灰蓝色制服，领口的青天白日徽章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他刚从城北的驻防地过来，骑着一匹马，身后跟着两个护兵。

“沈将军。”

“周团长。”

周荫人翻身下马，走到沈砚之面前。他的表情有些尴尬，像是有话要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将军，我有件事想跟您说。”

“说。”

“我今天收到一封家信。”周荫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信纸，递给沈砚之，“我老家在山东。我爹还活着，八十岁了。他听说了我归顺北伐军的事，让人代写了一封信来。”

沈砚之接过信纸，展开。信上的字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写得用力，像是刻上去的。

“吾儿荫人：闻你换旗易帜，归了南边。我老糊涂了，不懂什么旗什么帜。但村东头的老陈头说，南边的兵不打人，不抢粮。就凭这个，你换得对。你娘坟头上的草我拔了。你媳妇孩子都好。勿念。你爹手书。”

沈砚之看完，把信纸还给周荫人。周荫人的眼眶有点红，但他忍住了。

“将军，我当兵二十年，打过很多仗。替这个打，替那个打，从来没想过为什么打。今天收到这封信，我忽然想明白了——当兵不打人、不抢粮，这就是我该干的。”

沈砚之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爹的话，比任何政治委员的课都管用。”

周荫人笑了一下。然后他翻身上马，往城北去了。马蹄声在青石板上敲出一串清脆的响。

沈砚之站在原地看着他走远。阳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跟桂花树的影子叠在一起。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自己有多少年没给家里写过信了？

当天晚上，沈砚之坐在指挥部二楼的办公室里，铺开一张信纸。

窗外是南昌城的夜。炮火停了，城里的灯火零零星星地亮起来，像从战火中苏醒的眼睛。远处传来卖馄饨的梆子声，笃笃笃，拖着长音，从城南传到城北。

他提笔写字。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男自去年离家，转战南北，未及修书问安，罪甚。今南昌克复，孙逆传芳就擒，江西大局初定。儿身安好，勿念。”

写到这里，他停住了。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墨水凝成一个圆点，慢慢晕开。

他想写的事很多。程振邦死了。他没能保护好程振邦。战场上他带着三千人冲锋，程振邦替他挡了一颗子弹。那颗子弹本来是冲他来的。他想写这件事。但写了母亲会担心。母亲七十岁了，眼睛不好，看信要人念。念信的人要是念到“程振邦殉国”四个字，母亲会哭。

他想写的事还有很多。比如他从山海关一路南下，打了五年仗，队伍从三千人打到一万人，从一万人打到三千人，又从三千人打到八千。死了多少人，他数不清了。有的死在战场上，有的死在行军路上，有的死在他怀里。每一个死人都有一张脸，他都记得。

但写在信上，只剩一行字——“儿身安好”。

他把那张纸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又拿了一张新纸，重新写。

“母亲大人：儿在江西打仗，一切都好。江西的桂花开了，跟咱们山海关的桂花一样香。儿记得小时候，母亲每年秋天都采桂花做糖桂花。儿在江西也吃到了，但不如母亲做的好吃。”

他停了一下，继续写。

“儿这些年认识了很多好兄弟。有一个叫程振邦的，是广西人，说话口音很重，儿一开始听不懂。但他打仗很勇敢，对儿也很好。他是儿最好的朋友。”

“程振邦前些日子受了伤，儿送他去了后方的医院。医生说没有大碍，休养一阵就好。母亲不用挂念。”

写到这里，他的笔在“没有大碍”四个字上停了很久。他盯着那几个字，眼睛有点发酸。最后他深吸一口气，继续往下写。

“儿前些天在南昌城外的赣江边，看到一棵老樟树，有一千年了。树身要七八个人才能合抱。树上有鸟窝，小雀儿在窝里叫。儿站在树下看了很久。想起小时候在山海关，母亲带儿去庙里烧香，庙门口也有一棵老樟树。儿那时候淘气，爬上去掏鸟窝，被母亲骂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