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就这么开始了。

议会设在了原郑氏家庙――地方大，庄严。第一次开会那天，热闹极了。来的有乡绅、商人、农会代表，还有几个原郑氏旧部。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习惯。

黄宗羲主持，先说规矩：“各位，议会就是说话的地方。有什么意见，尽管说，说错了不治罪。”

开始没人敢说。后来一个商人站起来，小心翼翼：“那个……税能不能少点？现在税太多，生意难做。”

一开了头，就收不住了。农人说租子高，士兵说饷银少，读书人说科举该不该废……吵吵嚷嚷，像菜市场。

郑经坐在旁边听，心里不是滋味。以前在王府，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得听这些人七嘴八舌，烦。

但听着听着，他听出门道了――这些人说的，都是实际问题。税确实重，租确实高，当兵的确实苦。以前这些声音传不到他耳朵里，现在都摊在桌面上了。

第一次议会开了三天，定了三条：减三成杂税，地租不得超过收成的四成，军饷按华国标准发。

消息传出去，百姓叫好。

钱币改革麻烦些。

华元是新铸的银元，圆圆的，上面有杨振华头像。台湾用的还是碎银、铜钱，还有郑氏自己铸的“永历通宝”。两种钱一起用，乱套了。

市集上常吵架：“你这米多少钱？”

“一斗三百文。”

“三百文是旧钱还是华元？”

“旧钱。”

“那我用华元付，多少？”

“……二百八十文。”

“为什么便宜了？”

“华元好啊，成色足。”

小贩们脑袋灵，自己搞出个汇率：一两银子换八百文旧钱，换一块二华元。可这汇率天天变，今天一两换一块二，明天换一块一，搞得买卖双方都糊涂。

陈永华想了个办法：在四个城门设兑换点，官府定死汇率，一两银子换一块华元，换八百文旧钱。差价官府补。

这招管用。百姓看官府收旧钱，不亏，就愿意换。半年下来，市面上一半是华元了。

最难的还是土地改革。

冯锡范在台湾有三千亩地，都在台南肥沃处。没收那天，郑经亲自去。地里庄稼正绿，佃农们在锄草，见官府人来，都跪下了。

“起来，都起来。”郑经说，“这地，以后是你们的了。每户分十亩，地契官府给。”

佃农们愣了，不信。一个老农哆嗦着问：“长官……真、真给？”

“真给。”郑经拿出地契，“按手印，地就是你的了。”

老农按了手印，捧着地契，手直抖。突然，他跪下来，朝北磕头：“杨总统万岁……郑长官万岁……”

郑经赶紧扶他，心里酸酸的。父亲当年想“耕者有其田”，没做成。现在他做成了，用的却是华国的名义。

其他地主见状，有的主动减租，有的偷偷卖地。土地改革没动刀兵，静悄悄就推开了。

学堂建了十二所。

国语课最有趣。老先生用官话念：“天、地、人。”孩子们跟着念，闽南腔重，念成“天、地、棱”。哄堂大笑。

但孩子们学得快。三个月，就能用官话说“先生好”“谢谢”“再见”了。回家还教父母：“阿爸，吃饭叫‘用膳’。”

“用你个鬼膳，吃饭就吃饭！”

家长笑骂，但心里高兴――孩子认字了，将来有出息。

三年过渡期，就这么过去了。回头看，台湾变了样：议会每月开，百姓敢说话了；华元通用了，买卖方便了；无地农民少了，学堂多了。虽然还有问题――旧部安置还没完全解决，一些遗老还在嘀咕――但大体上，平稳。

那天黄宗羲要回武昌了。郑经送他上船，深深一躬：“谢先生。这三年，您辛苦了。”

黄宗羲扶他：“郑长官，台湾这锅夹生饭，现在熟了。往后，就看你们怎么把它做得更香了。”

船开了。郑经站在码头上，看着台湾的新貌――港口有新船，岸上有新厂，田里有新绿。父亲若在天有灵，应该会欣慰吧。

台湾，真的回家了。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