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山屯恶霸李红民被枪决的事情就像是长了翅膀一样。

风一吹，就掠过了村头的老槐树，掠过了田埂上的茅草，掠过了家家户户的烟囱，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

那些日子，无论是赶车的老汉在官道上歇脚，还是媳妇们在井台边捶打衣裳，亦或是孩子们在晒谷场追逐嬉闹，嘴里念叨的都是这件事。

“听说了吗？望山屯的李红民，被毙了！“

“可不是嘛，公审大会上当场判的，一枪就没气了！“

“这小子早就该有这报应，前几年偷张屠户的猪肉，去年抢王寡妇的粮食，坏事儿做绝了！“

议论声里，有解气，有唏嘘，还有几分藏不住的恐惧――在这三年自然灾害的年月里，人命如草芥，可真要到了枪响的那一刻，谁听了心里都发颤。

已经改嫁到邻村方家庄的孙爱珍，是在晒红薯干时听到这个消息的。

那天日头正毒，她蹲在土坯墙根下，手里翻着竹匾里干瘪的红薯片，耳朵却支棱着，听着墙外头两个婆娘闲聊。

当“李红民““枪决“这两个词钻进耳朵时，她手里的红薯干“啪嗒“掉在地上，滚进了墙根的泥缝里。

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似的，僵在原地，眼珠子瞪得溜圆，嘴里直冒白气。

过了好半晌，她才猛地扑到墙根，扒着墙缝往外瞅，嗓子眼里挤出一句嘶哑的问话：“大妹子，你们刚才说啥？李红民咋了？“

墙外的婆娘被她吓了一跳，见是这个嫁过来没多久的外乡人，撇撇嘴说道。

“还能咋？作恶多端，被公社毙了呗！望山屯大前天开的公审大会，十里八乡都去看了！“

孙爱珍踉跄着退回到竹匾旁，看着那漏风的土屋――屋顶的茅草被风吹得露出了窟窿，墙角结着一层白花花的碱，炕上铺着的破棉絮里能数出三个补丁。

屋子中央，那个被叫做“老头子“的男人，正蜷缩在草堆上咳嗽，咳得像只破风箱，每一声都带着浓浓的痰音。

这就是她改嫁后的家，一个比望山屯的牛棚还不如的地方。

孙爱珍的牙咬得吱吱作响，牙槽里渗出血丝来，她死死盯着草堆上的男人，心里的恨意像野草似的疯长。

当初李玉良被从村支书的位置上撸下来时，她就觉得天塌了一般。

那个时候，李玉良穿着四个兜的中山装，走在村里头，身后总跟着几个点头哈腰的社员，家里的粮缸从来没见底过，她头上别着的塑料发卡，都是供销社里最时兴的样式。

可谁能想到，刚下台没三个月，一场大火就把家里烧了个干干净净。

那天半夜，她被浓烟呛醒时，东厢房已经成了火团，噼里啪啦的烧着，李玉良抱着账本想冲进去，被社员死死拉住。

等火被扑灭，原本青砖瓦房的家，只剩下几堵熏黑的土墙，粮食、衣物、还有李玉良当支书时攒下的几瓶好酒，全成了灰烬。

就是那么一晃眼的功夫，她家就从村里屈指可数的富裕户，变成了一穷二白的穷光蛋。

跟着李玉良养尊处优习惯了的孙爱珍，哪里受的了这个。

以前她连井水都不用自己挑，现在却要跟着社员下地挣工分，手掌磨出了血泡，腰累得直不起来。

家里没了余粮，顿顿喝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她饿得眼冒金星，却还要强撑着做饭洗衣。

于是李玉良就成了她出气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