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李向南家，窗纸刚被晨光映亮。
他盘腿坐在炕沿上，面前摆着个磨破了边的帆布包，里面堆着一摞账本――有桃源文化站的，封面写着“1983-1985电影放映、图书借阅登记”。
有李强食品作坊的，纸页上沾着点点米渍。
还有春妮服装作坊的，边角绣着朵小小的牡丹，是春妮特意给缝的。
他手里捏着支钢笔，却没写半个字，反而把最旧的一本账本翻了又翻，那是1982年他刚到张家坳时，村会计交给他的“家底”，纸页发黄发脆，上面的数字歪歪扭扭。
“琢磨啥呢？早饭都快凉了。”妻子端着碗玉米糊糊走进来，放在炕边的小桌上，“昨晚翻账本翻到后半夜，今儿上台别把嗓子说哑了。”
李向南抬头笑了笑，指尖划过账本上“人均年收入286元”的数字：“我不说空道理，就把这些账本搬上去。
咱张家坳的富，不是喊出来的，是一笔一笔算出来的，是乡亲们一汗珠子摔八瓣挣出来的。”
早上八点半，交流会正式开始。
公社书记刚讲完开场话，就朝台下喊：“下面请张家坳村党支部书记李向南，给大家分享经验！”
李向南拎着帆布包走上台，没去碰话筒，先把一摞账本“咚”地摆在讲台上，最上面的账本摊开着，露出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红手印。
台下顿时静了静，紧接着就响起嗡嗡的议论声――各县来的代表见多了念发稿的，却从没见过揣着账本上台的。
“各位老少爷们，先别急着记笔记。”李向南抓起话筒，声音透着庄稼人的实在，“1982年我刚到张家坳时，脚一踩进村里，心就凉了半截。
土坯房的屋顶漏着雨，墙皮剥得像烂白菜叶。
村小学的窗户没玻璃，孩子们冻得缩着脖子上课。
有户人家的娃，因为凑不齐三块钱学费，蹲在村口哭，说想读书。”
他翻开最旧的那本账本，用手指点着纸面，“这上面记着，当年全村32户，147口人，人均年收入286块。
啥概念？够买半袋化肥，够打两斤煤油，要是家有病人，这点钱连药渣都买不起。”
台下的代表们都静了下来，有的低头在本子上记着，有的皱着眉叹气――不少村子现在还过着这样的日子。
李向南话锋一转，拿起李强食品作坊的账本：“但咱庄稼人，骨头硬，不怕穷。
1983年，村里的李强想搞小米粥作坊，凑了五百块钱，买了口大铁锅，雇了两个妇女熬粥。
刚开始没人买，他就挑着担子往镇上跑，一碗碗让人家尝。
这账本上记着，第一个月挣了12块钱，够给娃买两本作业本。”
他顿了顿，翻到一页画着红圈的地方：“去年秋天，有人仿冒他的‘田埂牌’小米粥，用陈米掺沙子卖。
李强急得满嘴燎泡，却没想着自己扛，全村人都站出来了――春妮带着绣娘们帮他贴新包装，阿强开着拖拉机帮他送正品，连村小学的老师都帮他写‘正宗’招牌。
后来工商部门把假货端了，他的作坊反而火了，现在‘田埂牌’卖遍全地区，上个月纯利润860块，账本上这红手印，是作坊里12个妇女领工资时按的。”
台下响起零星的掌声，李向南又拿起春妮服装作坊的账本，这账本比别的都精致，纸页上还留着丝线的痕迹。
“再说说春妮。
她以前是村里出了名的‘巧媳妇’，绣的嫁妆十里八乡都夸。
1984年，县外贸局给了个订单，要绣牡丹纹样的衬衣出口香港。
可咱村里的绣娘，一辈子绣的都是稻穗、菊花，没人见过牡丹。”
“春妮没打退堂鼓，抱着花样纸蹲在灶房里琢磨，头发都熬白了两根。
后来供销社的安初夏给她出主意，把牡丹和稻穗绣在一起――牡丹是富贵，稻穗是丰收，合起来就是‘富贵丰收’。
这账本上记着，第一批10件样品，绣娘们熬了三个通宵，手指被针扎破了，就用唾沫抹抹接着干。
香港客户一看就喜欢，当场订了50件，现在订单都排到明年开春了。”
说到这儿，李向南朝台下招了招手：“春妮，你把那件样品拿来给大家看看。”
春妮抱着个红布包走上台，打开包，一件雪白的确良衬衣露了出来――领口绣着雍容的牡丹，花瓣用深浅粉线晕开，像沾着露水。
袖口绣着金黄的稻穗，稻粒饱满，针脚细密得看不见缝隙。
代表们都凑过来看，有个女干部摸了摸布料，感叹道：“这哪是衣服，简直是艺术品！”
“这还不算完。”李向南放下账本，拿起一张照片，“去年冬天，村里的林默，就是拍电影的那个小伙子，想拍一部听障儿童的纪录片，没钱买胶片，全村人给他凑。
李强捐了50罐小米粥当干粮，春妮捐了卖衬衣的定金，阿强把卖猪崽的钱都掏出来了。
片子拍出来，审核时差点没过，林默抱着胶片盒在地区电影公司蹲了两天，饿了啃干馒头，渴了喝自来水。”
“后来片子过了，在县礼堂首映，全地区的特教老师都来了。
有个听障孩子叫乐乐，片子里他第一次弹完整首《小星星》，全场都哭了。
现在这片子成了地区的公益片，流动电影队带着它去各个学校放，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听障儿童。
这账本上记着，桃源文化站上个月的放映收入，捐了一半给特教学校，这红手印，是全村人举手表决时按的。”
台下的掌声越来越响，从零星的几声变成雷鸣般的轰鸣，有代表激动地站起来喊：“李书记，你这经验太实在了！
我们村也有手巧的妇女，也有种粮的能手，就是没人牵头，散得像沙子！”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