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派员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把那封信也折好，压在了报纸下面。他拿起第二封信，撕开封口，抽出信纸。

只看了几行，他的身体就僵住了。就像是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从脊椎骨一直凉到脚后跟。

他的脸部不自然地抽动了一下。不是害怕，而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沉重的认知：事情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了。不是赵刚的问题，不是老上级的问题。这封信里写的东西，已经超出了他能够判断的范围。

他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一滑，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他迅速把信纸塞回信封，连同报纸和第一封信一起塞进公文包，拉链拉到头，几乎是踉跄着冲向门口。

岂料，刚跨出门槛半步，卫兵的枪就横了过来。

“对不起，”卫兵面无表情，声音像铁板一样硬，“事关重大，防空洞现在开始戒严。任何人没有口令，不得外出。”

特派员急得眼睛都红了：“我要见林将军！我要见联络员！你们不能拦我！”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近乎嘶哑的急切，“事情很重要！我要立刻联络北京方面！这事……”

他还在指着卫兵义愤填膺地训斥，唾沫星子几乎溅到对方脸上。这时，营长走了过来。步子不快不慢，军靴踩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看都没看特派员涨红的脸，只是朝身后一挥手。

“特派员，这是你的联络员。”营长的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通知，“这是发报机和专线电话。请您回去休息吧，马上要给你们送饭了。”

大手一挥，不由分说。几个战士上前，架住特派员的胳膊，半推半搡地把他和联络员赶回了防空洞里。身后是沉重的铁门关闭的声音。

防空洞里潮湿阴冷，灯泡发出昏黄的光，在墙上投下摇晃的影子。特派员站在屋子中央，胸口剧烈起伏。他心知此事非同小可，不是他能扛得住的。

他快步走到桌前，一把抓起电话听筒，同时扭头对联络员吼道：“发报！立刻发报！请示上级！”

联络员不敢怠慢，手指按上电键，“滴滴答答”的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急促地响了起来。

电话很快接通了。听筒里传来熟悉的、沉稳的声音。

“喂，领导，是我。”特派员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语速极快，像是怕慢了就来不及，“这里出问题了……”

他随即做了汇报。从报纸说到第一封信，从第一封信说到第二封信，中间省略了那些他拿不准的细节，只捡最要紧的说。

听筒那边始终沉默，只有均匀的呼吸声传来，像一面平静的湖，看不出深浅。

汇报完毕，特派员等了片刻，听筒对面似乎有人在低声核实什么。他忽然激动起来，声音不自觉地拔高了：“哎，您是不知道啊！林译这人真是的……我看他思想出了问题！”

“思想出了问题”这五个字一出口，听筒对面的呼吸明显顿了一下。空气仿佛凝固了，连电键的敲击声都显得刺耳。

特派员攥紧听筒，手背上青筋暴起，他知道自己已经踩在了一条很细很细的线上，但他不能退。

“对，”他的声音斩钉截铁，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他现在的想法我看很危险。”

听筒对面沉默了几秒。那几秒钟漫长得像半个世纪。特派员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擂鼓一样。他终于说出了那句话。那句一旦说出口，就再也收不回来的话。

“是的。”他闭上眼睛，像是在对自己确认，“他恐怕已经偏离了路线。”

这是他能给出的最重的判断。偏离路线这四个字，比任何指控都锋利，比任何罪名都沉重。它不是“有意见”，不是“闹情绪”，不是“方法问题”，而是性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