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分钟后，电话回了过来。

“北边山区的李家屯，最近野猪闹得厉害。”王雅涵语速很快，带着公务员子女特有的信息敏锐度，“咬伤了两个村民，毁了几十亩玉米地。村里上周刚向区林业局递了申请，批文应该就在这一两天下来。”

金鑫立刻问：“程序上，私人能参与吗？”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操作很复杂。”王雅涵显然做足了功课，“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本市的实施细则，在野猪已调出保护名录的前提下，对种群数量过大、危害严重的区域，可以组织限额猎捕。私人参与需要满足几个条件——”

她一口气报出来：

“第一，必须挂靠在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或村委会组织的‘防控工作队’名下；第二，所有参与者必须通过林业部门组织的安全培训和考核；第三，必须购买专项意外险；第四，猎捕工具和方法必须符合规定，麻醉枪优先，禁用违禁工具；第五，全程要有林业部门监督员在场。”

金鑫快速记录：“还有吗？”

“有。”王雅涵声音压低了些，“我爸说，这种批文一般会给本地的专业队伍。外地人想插进去，除非有足够的‘社会贡献’。比如，给村里捐建防护设施，或者资助他们的民生项目。”

“多少合适？”

“二十万起步。”王雅涵顿了顿，“这是不成文的规矩。名义可以是‘支持乡村野生动物防控体系建设’，走正规捐赠渠道，开公益捐赠发票。不能私下给现金，必须公对公，账目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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