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券？”胡悦愣了，“我只听过粮票、布票，还有专门买自行车的票？”

“那叫工业券，专门针对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工业产品，”吴运才摇了摇头，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几张泛黄的纸片——1972

年的工业券，像褪色的蝴蝶标本似的压在玻璃板下，“这玩意儿一般只给工厂职工和单位人员发，农民根本拿不到，除非拿好东西换。我当年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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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券，是我爹把准备打棺材的杉木，换给了运木材的司机，司机又给供销社主任塞了条大前门烟，才换来的。”

胡悦听得咋舌：“5

张工业券这么金贵？”

“你算笔账就知道了，”吴运才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5

张工业券，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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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一个月不买肥皂（省肥皂票），5

个农民一个月不点煤油灯（省油票）——那会儿工资全国统一，我刚工作时，一年才攒两张，我爹工龄长，一年也才四张，攒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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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足足等了两年！”

“那怎么活下去啊？”胡悦忍不住问。

“能怎么活？省着过呗！”吴运才叹了口气，“不过现在宽松点了，单位的小盛前阵子买了辆大金鹿自行车，花了160

块，那是他攒了大半年的工资，顿顿吃窝头就咸菜，有回饿昏在粮库，还是保管员偷着塞了把战备黄豆，才缓过来的。”

胡悦看着玻璃板下的工业券，又想起双沟村社员们攒票的模样，忽然明白：在这个票证年代，一件看似普通的自行车，背后藏着多少人的辛酸。她端起桌上的热水，喝了一口，心里却在琢磨：以后要是在公社能帮上忙，得想办法让社员们少走点弯路，别再为一张票愁白了头。

吴运才夹着烟，给胡悦勾勒出小盛的模样：“小盛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块，他媳妇在大队小学代课，一个月就十几块，俩口子除去油盐酱醋、孩子的学费，一个月顶多剩几毛钱。为了买自行车，他从大半年前就开始抠搜——发了工资就往公社信用社存，手里紧得跟啥似的，天天啃咸菜窝窝头，就着白开水往下咽，一周都见不着半点荤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