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将那股不舒服归因于对“失控”的本能厌恶，并决定忽略它。

几天后，一个周五的下午，宋怀山罕见地带着一脸为难和忐忑，敲开了沈御办公室的门。

“沈总……有件事，想请您帮忙拿个主意。”他声音很低，双手紧张地交握在身前。

“说。”沈御从文件中抬头。

“是我老家那边的亲戚……”宋怀山语速很慢，显然在艰难地组织语，“一个远房表舅，听说我在北京跟着您做事，觉得我……我可能认识些人。他跟人合伙弄了个砂石厂，好像出了点问题，跟当地什么部门起了纠纷，车被扣了，可能还要罚款。他们想着……想着能不能托关系疏通一下。”

他顿了顿，头垂得更低：“我妈……我妈给我打电话了。说表舅一家以前帮过忙，实在不好推……我知道这不合规矩，也给您添麻烦，但……”

沈御听明白了。

典型的乡镇人情请托，麻烦不大，但琐碎，且容易沾上不必要的风险。

以宋怀山的性格和位置，他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也不敢擅自做什么。

她看着宋怀山那副窘迫又愧疚的样子，心里的那点因为“偷看事件”残留的不悦，奇异地消散了些。

这才是她熟悉的宋怀山，遇到超出能力范围的事情时，会本能地向她求助，像雏鸟归巢。

“具体情况清楚吗？哪里的砂石厂？和什么部门冲突？扣车的理由是什么？”沈御语气平静，一连抛出几个问题。

宋怀山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是他母亲电话里转述的、语焉不详的信息。沈御接过来扫了一眼，眉头都没动一下。

她拿起内线电话，拨给了法务部的一位资深顾问，同时也是她私交不错的朋友，对方老家恰好在那个省份。

她简意赅地说明了情况（隐去了宋怀山的关系，只说是朋友亲戚），请对方帮忙了解一下地方上的具体规定和常见处理路径。

不到二十分钟，电话回了过来。沈御听着，偶尔“嗯”一声，目光平静。挂断电话后，她看向忐忑不安的宋怀山。

“问题不大。”她开口，“砂石厂手续可能有点瑕疵，但扣车程序依据不足。那边负责这个科室的副科长，是你法务陈叔叔大学同学的堂弟。”她语气平淡得像在说明天的天气，“我让陈叔叔打个招呼，让你表舅带着补齐手续的材料过去，车应该能拿出来，罚款按最低标准交。以后合规经营。”

她说着，拿起便签纸，写下了一个名字和电话号码，递给宋怀山：“让你表舅直接联系这个人，就说陈律师介绍的。知道怎么说吗？”

宋怀山双手接过那张轻飘飘的便签，却觉得重若千钧。

他眼睛瞪得很大，里面充满了难以置信和如释重负，随即被更浓烈的感激淹没。

“知、知道！谢谢沈总！真的……真的太麻烦您了！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他语无伦次，脸涨得通红，恨不得鞠躬道谢。

“小事。”沈御打断他，重新拿起文件，“让你亲戚以后做事规矩点。出去吧。”

“是！是！”宋怀山紧紧攥着那张便签，倒退着出了办公室，轻轻关上门。

沈御继续看文件，嘴角却几不可察地弯了一下。

处理这种小事对她而不费吹灰之力，甚至谈不上动用真正的人情。

但看到宋怀山那副感激涕零、仿佛她解决了天大的难题的模样，一种熟悉的、掌控一切的熨帖感油然而生。

这比在性事上引导他“粗暴”要容易得多，也令人满足得多。

事情解决得很快。

周一，宋怀山就接到母亲电话，表舅的车已经顺利取回，罚款也交了，对方态度“非常好”。

母亲在电话里把他夸上了天，连带着对“沈总”更是感恩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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