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刘彻理解不了，无论是往前数的秦朝，还是往后数的东汉乃至三国，对于“伎”的态度，都惊人地一致。

那伎，不就是个物件吗？

而他们也并没有觉得这种想法有什么不妥之处，毕竟这种观念从先秦时期便已根深蒂固，更别说西汉完全继承了秦朝的律令体系。

《二年律令》中写得明明白白：伎与“奴婢”、“马牛”并列，属于财产。主人可以随意买卖、赠送，甚至杀害，法律只追究“损毁他人财物”的责任，罚金极轻，完全不属于“杀人”的范畴。

而奴婢伤害主人，则处以极刑，他们所生的子女依然是奴隶。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

曹操的面色有些古怪。

他想起了自己的继室卞夫人。

卞夫人出身倡家，世代以歌舞娱人为业，说白了，就是“伎”。年方二十时，他在谯县纳了她。

后来的事，世人皆知。

卞夫人贤德，为他生下曹丕、曹彰、曹植，在他原配丁夫人与他决裂后，被扶为正室，帮他操持家务，稳定后方。

可即便如此，这也不会影响他对其他女伎地位的看法。

曹操的心里其实也清楚，卞夫人的“贤德”，恰恰是她作为“物件”的另一种体现。

温顺、恭谨、不妒、不争，将所有的心酸和委屈咽进肚子里，只为了在那个位置上站得更稳一些。

而正因如此，他看向卞夫人的目光或许会多一些温情和尊重，但那种根深蒂固的“物件”认知，从未真正改变过。

李世民陷入了沉思。

他自然知道汉代乃至更早对于女伎的态度，那些律法他读过，那些规矩他也明白。

但他更清楚，时代在变，风气也在变。

他上位之后，便着手改革了许多前朝积弊，对乐籍、贱籍的处置也宽松了许多。

他特意设立内教坊，将一部分技艺出色的乐工、舞伎纳入官方管理体系，给予他们一定的俸禄和相对稳定的身份，让他们为宫廷服务。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官方身份”，区别于完全被私人掌控和随意买卖的私伎。

更重要的是，他为他们打开了一条极其困难却存在的“脱籍”通道。

内教坊的伎人，可以通过“上番”服役期满，申请脱去乐籍，成为良民。

虽然过程艰难，成功率也未必高，但这至少给了他们一个念想，一个盼头，比起汉代那种“奴婢子孙仍为奴婢”的世袭制度，这已是天壤之别。

可李世民心里也清楚，这些举措并未从根子上改变什么。

奴婢和官户、杂户的地位虽有所区分，但仍属于贱民阶层，与良人有着天壤之别。

若有人杀死官伎或奴婢，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绝对到不了杀人偿命的程度。

她们在律法眼中，只是比牲畜更贵重一些的财产罢了。

而他能做的，只是将这财产的保护条例写得略微仁慈，惩罚标准略微提高，让她们不再被随意宰割罢了。

想到这里，李世民又觉得既然自己已经将这些人的地位提升，说不准后世朝代，又或许会有其他变化也不一定，比如再次将他们的地位提高？至少纳入了属于人的范畴？

话虽如此，可他心中的不安却在被不断扩大。

他难不成又想岔了？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