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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

承政院的当值房建在西侧的一排廊屋里，夹在内阁值房与司礼监之间。

若是从高处俯瞰，这个位置很耐看。。。。。三处机构并排，彼此相距不过百步，每天进出的人抬头就能看见另外两家的屋檐。

这个位置是皇帝定的。

方正化记得皇帝当时只说了一句话，说完就转身走了，留他一个人站在那片空旷的廊屋前，把那句话在心里嚼了很久才嚼出滋味来。

皇帝说的是：“放在中间，省得它们忘了彼此。“

此刻是二更天。

承政院挂牌三个月，方正化亲手操持过的大小会议，这是第六次。

前五次，他在每次会议散了之后，都把整个流程从头到尾在脑子里重走了一遍，把出了纰漏的地方记下来，把没出纰漏但险些出纰漏的地方也记下来，每次的记录都比上一次厚。

第一次会议，他出了两个错。

第六次，他打算一个都不出。

这个目标，他心里清楚，对三十岁的承政院院长来说，不是野心，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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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化是净身入宫的，十三岁，进了司礼监下头的文书房做杂役太监，每天的差事是收发文书、整理档案、磨墨备纸，活不重，却琐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全是重复的。

他在那个重复里干了整整十年。

文书房有个老太监，在宫里混了三十多年，提点过他，说他手脚干净，做事有条理，是个好苗子，让他熬着，熬出资历，往后司礼监有缺，说不定能补上去。

方正化把这话听进去了，继续熬着。

然后崇祯元年，新皇帝登基。

皇帝挑了他，带在身边，开始培养。

方正化总结皇帝培养人的方式，用两个字：扔进去。

不是比喻，是字面意义。。。。。皇帝把一件事交给他，通常只说目标和要求，不给路径，不给参照，让他自己想怎么做，做完之后再来谈。

崇祯二年，皇帝让他整顿内廷文书流程，只给了两句话：流程要透明，记录要完整。

就这两句，没有更多。

方正化那时候站在皇帝面前，把这两句话在脑子里过了三遍，退出来，在院子里站了半柱香才开始动手。

之后，方案做出来，呈上去，皇帝看了两刻钟，在两处地方改了字，然后让他回去自己想改动的原因。

方正化花了三天把皇帝改的那两处反复推敲，才找到那条线。。。。。

他原本的方案，在一个关键节点上，把效率放在了安全性前面，这在文书管理里是原则性的错误，因为一旦出了纰漏，效率越高，扩散越快，损失越大。

他把这个想清楚的那天晚上，把整个推导过程从头写了下来，第二天去见皇帝，把纸呈上去，皇帝看完把纸放回去，说：

“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先问自己：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最坏的情况发生之后，能不能补救。“

这一句话，方正化在工作里用了数不清多少次。

七年，皇帝用这种方式，把他扔进去一次，让他想清楚爬出来一次，然后扔进去一件更大的事，再想，再爬出来。

三十岁，承政院院长，这是他被扔进的第无数次，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那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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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政院的职能说给外人听，很多人觉得这不过是一个整理奏章、跑腿传话的文书机构，做的是秘书的活，没什么技术含量。

方正化不辩解，也不解释。

他自己最清楚这个地方是什么。。。。。

奏章管理是承政院最核心的一块。

方正化上任第一天就把这件事排在了所有事情的最前头。

皇帝每天收到的奏章，多的时候两三百份，来源从内阁到六部，从各省督抚到地方府县，从军中将领到御史台，性质混杂，轻重不分，全往皇帝案上堆。

这堆里有军国大事，有鸡毛蒜皮，有夹着私货的，有凑数应付差事的，混在一起让皇帝一份份看，不是不可以，是太费时间，也太费精神。

承政院的解法是分级。

奏章按性质分五类。。。。。军事、政务、财政、司法、外藩；按紧急程度分三级。。。。。即时呈报、当日处理、常规处理。

每一份奏章进来，登记台账，标注密级，制作不超过两百字的摘要，按分级送到皇帝案上。

皇帝每天看的不再是一座混在一起的文山，而是一份已经整理好了层级的清单。。。。。

皇帝每天看的不再是一座混在一起的文山，而是一份已经整理好了层级的清单。。。。。

最紧急的在最上头，摘要清晰，想看全文随时调取，不想看全文直接在摘要上批示，承政院把批示原文完整记录，向对应机构下发，留存副本。

这套东西推行之后，皇帝处理政务的时间，比从前少了很多。

方正化知道这个数字，因为他在头一个月里，每天记录皇帝的政务处理时长做了一张表呈给皇帝看。

皇帝看完那张表，把纸放回去，“摘要的质量要提高，有三份漏了关键信息。”

方正化把那三份调出来核对了半天，找到漏掉的地方，把负责写那三份的文书官叫来。

不是训斥，而是把问题拿出来一条一条分析，为什么漏，漏的是什么，怎么避免。

皇帝教他的。。。。。

问题本身不是目的，找到问题背后的原因，建立一个不再出现这个问题的机制，才是目的！

方正化在说这套话的时候，不知道那几个文书官心里怎么想，但他自己说这话时，脑子里是清楚的。。。。。

皇帝以前对他说的，他今天原封不动地用在下属身上，这不叫照本宣科，这叫把一件真正有用的东西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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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意传达，是另一块硬骨头。

皇帝的旨意分两种，书面圣旨和口谕。

书面圣旨那边，方正化盯得很紧。。。。。

皇帝口述大意，承政院文官起草正式文本，呈皇帝审定后加盖印章，分级下发，每一道圣旨他都要过目，核对表达是否准确，格式是否合规，密级是否标注正确，下发渠道是否对应。

口谕那边，是他觉得最棘手的。

皇帝在日常召见臣工的过程中，有大量即兴的口头指示，不是正式圣旨，但也是命令，必须准确传达和执行。

原来这块由太监负责，太监听完口谕出去传达，中间没有书面记录，没有第三方见证。。。。。

这套机制的漏洞，大明两百多年里出了多少事，不是秘密。

承政院的办法是：皇帝的口谕，当场由记录官以书面形式记下，记完当场读给皇帝确认，确认无误后记录官签字，加盖承政院印章，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原本存档。

太监可以参与传达，但必须有承政院记录官在场，传达内容不得超出书面记录的范围。

这个规定推行的第一天，宫里来了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