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化成说：“三喜。”

周蓉看着他。

冯化成说：“那本书。”

周蓉愣了一下，

“对，三喜。”

1986年1月2日，北京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

冯化成站在书房的窗前，看着雪花一片一片落在院子里那棵枣树上。身后的桌上，摞着一沓厚厚的手稿――五百多页，二十多万字，他写了半年年。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周蓉照顾好小孩后推门进来，端着一杯热茶。她看了看那摞手稿，又看了看他。

“写完了？”

冯化成点点头。

周蓉走过去，伸手摸了摸那沓纸。厚厚一摞，比《活着》厚多了。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魔法学校的故事？”

冯化成说：“嗯。”

周蓉说：“写完了，然后呢？”

冯化成看着窗外，没说话。

周蓉说：“你这半年，推了那么多酒局，推了那么多约稿，就为了写这个。现在写完了，总得有个说法吧。”

冯化成转过身，看着她。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周蓉愣了一下。

冯化成嘴角弯了弯，难得地笑了一下。

1月3日，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议室。

冯化成以个人名义，召开了一场“新作恳谈会”。邀请名单是他亲手写的：巴金、王蒙、刘心武、张贤亮、冯骥才、铁凝……一共17人，都是当时中国文坛最顶尖的名字。

巴金身体不好，来不了，但托人带来口信：“化成的新作，我等着看。”

会议定在下午两点。一点半的时候，人就到齐了。这些人平时都是别人等他们，今天他们等冯化成。

两点整，冯化成走进会议室。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什么都没拿，空着手。

王蒙站起来：“化成，你的新作呢？我们都等着呢。”

冯化成点点头，示意大家坐下。然后他对身边的人说了句话，那人出去，很快抱着一摞装订好的手稿进来。

一共17份，每人一份。

冯化成说：“这是磨了快很久磨出来的东西，和以前写的都不一样。各位不必给我留情面，看完再说。”

然后他转身走了。

一屋子人面面相觑。

刘心武看着手里的手稿，封面印着几个字：《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这名字，怎么这么怪？”

冯骥才翻了两页，抬起头：“英文名字？”

王蒙已经开始看了。他看了几页，眉头皱起来，又看了几页，眉头松开，再看了几页，眼睛亮了。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翻书的声音。

冯化成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棵腊梅。雪后的腊梅开得正好，金黄色的花瓣上沾着雪，香气淡淡的。

他站了很久。

三天后，1月6日。

17封回信整整齐齐摆在他案头。

冯化成坐在书房里，一封一封拆开看。

王蒙的信写得很长，开头第一句就是：“我原以为儿童文学只是小玩意儿，读罢方知，这才是大境界。”

他继续往下看：“那个叫哈利的孩子，那双翠绿的眼睛，那道闪电形的伤疤……化成，你写出了一个时代的隐喻。它不是中国的故事，但它属于全人类。”

刘心武写得更直接：“它让我想起《魔戒》，但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中国的智慧，西方的故事，人类的共鸣。你是怎么做到的？”

冯骥才的信只有几句话：“看完最后一页，我坐了很久。我在想，如果小时候能读到这样的书，我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化成，这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铁凝的信里说：“那个魔法学校，那个九又四分之三站台，那个只有相信才能看见的世界……我四十多岁了，读完了，竟然也想去找一堵能穿过去的墙。”

张贤亮的信最简短：“化成，你疯了。但这个世界需要疯子。”

冯化成把信一封一封看完，放在桌上。然后他叫来临时私人聘请的秘书。

“把这些信影印成册，附上一句话：这些朋友读到的，是一本尚未出版的书。”

旁人的人问：“什么话？”

冯化成想了想，说：“这一回，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作家不仅能写乡土，还能写星空。”

1月8日，北京下了一场小雪。

冯化成坐在书房里，面前放着一部电话。

他拿起话筒，拨了一个号码。

接线员转了好几次，最后接通了，用着流畅的用语说道。

“昆德拉先生吗？我是冯化成。”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化成先生？好久不见。”

1984年中法作家交流会，他们在巴黎见过一面，聊过一下午。昆德拉说他的《白鹿原》有欧洲长篇小说的风骨。他说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有东欧作家的锐利。

“昆德拉先生，我写了一本新书，和以前完全不同。我想请您看看。如果您喜欢，请说一句真话；如果不喜欢，请保持沉默。”

昆德拉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寄来吧。”

第二个电话打给纽约，索尔?贝娄。1976年诺贝尔奖得主，他们通过几封信，没见过面。

“贝娄先生，我寄给您一部手稿。它关于魔法、友谊和死亡。我尊重您的判断。”

贝娄的声音苍老但有力：“冯，你写的那些中国农民的故事，我很喜欢。现在你要写魔法了？”

冯化成说：“是。”

贝娄笑了：“寄来吧。”

第三个电话打给东京，大江健三郎。1984年他访华，冯化成全程陪同，两人聊过很多，从文学到政治到孩子。冯化成用着流畅的日语说道。

“健三郎先生，请为我读一个故事。它发生在一个不存在的车站，但我相信您能看见。”

大江健三郎说：“化成，我等着。”

接下来几天，他又拨出了四个电话：给君特?格拉斯、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给纳丁?戈迪默、给奥克塔维奥?帕斯。一共7位，都是当世文豪，都是诺贝尔奖得主或终身成就级人物。

每一份寄出的稿子，都附了一封简短的信，只有一句话：

“这是来自中国的想象，请不要只以文学的名义审视它。”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