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三日，步履匆忙，脚底几乎磨掉一层皮。陈敬东见了体育局退下来的李局，一位语谨慎、点到即止的老者，给了一串企业名录和几句“要多看多听，谨慎表态”的忠告；拜访了两个号称有篮球情怀的本地商人，对方热情接待，大谈体育产业风口，临了却委婉表示“近期资金周转有些压力”；还摸到郊区一个半废弃的训练基地，看了两支业余球队的训练，水平参差，热情却真切，只是提起“职业化”、“打联赛”，小伙子们眼中瞬间的光亮，很快又黯淡下去，变成现实的窘迫――“陈哥，听说职业队一个月能有几千块补助？真的假的？”
希望像高原稀薄的氧气，吸进去一口，还没到肺里就散了。那份精心准备的方案，那些数据模型和逻辑推演，在现实的粗粝墙壁上，撞不出多少回响。周明礼给的两周时限，像一根越来越紧的弦。
回程前最后一天，李局沉吟良久，又给了个名字和地址：“安宁市，搞矿的杨老板，早年是省青年队的，后来受伤没上去。前几年听他念叨过想在家乡弄支像样的球队，你可以去碰碰运气。不过这人，脾气有点倔，主意正。”
安宁离昆明不远，一个以矿产闻名的县级市。陈敬东辗转找到那家矿业公司时，已是下午。公司门脸气派，里面却透着一股粗放与务实混杂的气息。前台通报后，他被领进一间宽敞但装修简单的办公室。
杨老板五十出头，身材魁梧，皮肤黝黑，指节粗大，不像老板，更像常年跑现场的工头。他正低头看着一份报表，眉头拧成疙瘩，手边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见陈敬东进来，他抬了抬下巴，示意坐，目光锐利地扫过来，带着不加掩饰的审视。
“李局介绍来的？搞联赛的？”杨老板声音洪亮，带着本地口音，“坐。有什么事，直接说，我一会儿还有个会。”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陈敬东深吸一口气，摒弃了之前那些铺垫和理论，直接摊开他准备的核心资料――不是那份华丽的ppt，而是一份他连夜整理、手写标注了很多的成本测算账本。
“杨总，我知道您时间宝贵。我不说虚的。”陈敬东将账本推过去，“这是以一支新加入dbl的球队为基准，做的第一年运营成本拆解。我按最保守、最低配算的。”
杨老板挑了挑眉，拿起账本，翻开。
纸张上密密麻麻，条目清晰：球员及教练组基本薪资（按联赛最低标准）、日常食宿、训练场地租赁、本地交通、客场差旅（最经济的绿皮火车或长途大巴）、基础医疗和保险、比赛服装备、必要的宣传物料……每一项后面，都跟着一个经过反复核实的、尽可能压低的数字。旁边还有陈敬东用红笔写的小字备注，比如“此项可与本地高校合作，争取免费或低价场地”、“客场食宿可尝试与快捷酒店谈团队协议价”。
没有宏大蓝图，没有市场预期，只有一笔笔冷冰冰、沉甸甸的支出。
“按这个算，养活一支勉强能运转的球队，一年下来，硬成本至少在这个数。”陈敬东指着账本末页那个被他用红圈标出的总和。
杨老板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手指在纸张边缘无意识地敲击着。办公室里的空气有些凝滞，只有空调出风口低沉的嗡鸣。
“这些球员，”杨老板终于开口，声音低了些，目光却没离开账本，“就这点钱？够活？”
“紧巴巴的。”陈敬东实话实说，“可能还不如去沿海工厂打工。但如果联赛能有起色，如果能打开一点商业局面，未来有改善的空间。”
“改善？”杨老板扯了扯嘴角，像是笑了笑，又像是嘲讽，“你那个联赛，我听李局提过一嘴。要钱没钱，要人看没人看。凭什么改善？”
陈敬东沉默了。他无法给出确定的承诺。他只能打开随身携带的旧笔记本电脑，调出他那份方案的后半部分，那些关于内容曝光、地域联结、情感营销的设想，展示给杨老板看。“这是我们能尝试去做的方向。不敢保证成功，但至少，是一个让球员能被看见、让球队能有自己故事的机会。”
杨老板扫了几眼屏幕，不置可否。他靠回宽大的椅背，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模糊了他的表情。他的目光，从账本移到电脑屏幕，最后，落在了陈敬东的脸上。
陈敬东因为连日奔波、睡眠不足，眼里布满了红血丝，脸色疲惫，下巴上冒着青黑的胡茬，衬衫领口也有些松垮。但他坐得很直，眼神里没有推销员的急切，也没有乞求者的卑微，只有一种近乎执拗的认真，以及……一种连他自己都未必察觉的、为账本上那些冰冷数字所对应的具体的人而生的焦灼。
杨老板看了他足有半分钟。烟雾缓缓飘散。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他突然问。
“做it的，写代码，做系统架构。”陈敬东答。
“怪不得，账算得这么细。”杨老板弹了弹烟灰，目光却依旧没离开陈敬东的眼睛，“但你跟我说实话，你做这些，图什么？就为那点工资？还是觉得这事能成，想押个宝？”
陈敬东怔了一下。图什么？为了那份少得可怜的薪水？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蹭饭的”？还是心底那点不甘熄灭的、关于“连接”与“价值”的微弱火苗？或许都有，但此刻，面对着这个可能决定一支球队生死（哪怕只是最简陋的生存）的老板，那些理由都显得轻飘。
他想起旧球馆里捏扁的矿泉水瓶和那声叹息，想起火车上大爷给的糖，想起方案里那些为“车票钱”所做的测算。
“我……”他声音有些干涩，但字字清晰，“我觉得那些球员，不该连张回家的火车票，都要凑得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