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球队解散：理想主义的残酷代价

消息是凌晨传来的。

陈敬东正在办公室改方案，手机亮了。周明礼的号码。这个点打电话，不会有什么好事。他接起来，听到周明礼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念一份讣告：“南方队，散了。”

陈敬东握着手机，没说话。

“老周半夜发的朋友圈。就四个字――‘对不住了’。我打电话过去，关机了。”周明礼顿了顿，“队里的人说，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喝了一整夜，谁也不见。”

陈敬东还是没说话。窗外很黑，路灯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落在地板上，一道一道，像栅栏。

南方队。不是西宁，不是呼和浩特，是南方那支。那支最早加入nbl的球队之一。那支老板是个退休教师、把全部退休金都砸进去的球队。那支没有主场馆、在公园里训练、被当地城管撵过三次的球队。那支球员平均工资两千块、却从来没人缺席过训练的球队。

散了。

陈敬东想起老周的脸。五十多岁，瘦得像根竹竿，戴一副老花镜，说话慢吞吞的，像个小学校长。第一次见面，老周请他吃饭，在一家苍蝇馆子，点了四个菜一个汤，花了八十块。老周说，陈总，我们条件差，你别嫌弃。他说不会。老周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很朴素的、近乎天真的东西。老周说，我就是喜欢篮球，从小就喜欢。打不了职业，就搞个球队，让喜欢打球的孩子们有个地方待。他说，这能坚持多久？老周想了想，说，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能坚持到我把棺材本花光为止。

现在，棺材本花光了。

陈敬东挂了电话，坐在椅子上，很久没动。脑子里很乱，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字――散了，对不住了。他不知道老周打下那四个字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是绝望，是解脱，还是别的什么。也许都有。也许都没有。也许只是累了。

天亮的时候，他买了去南方那座城市的火车票。硬座，七个半小时。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田野和村庄。手机里存着老周的号码，一直没打。他不知道打通了说什么。说别散了？钱呢。说再扛扛？拿什么扛。说对不住？对不住有什么用。

到的时候是下午。他打车去了球队的训练场地――那个公园。公园很小，几棵老榕树，一条石径，几张石凳。篮球场在公园最里面，水泥地，裂缝纵横，篮架歪歪斜斜，篮圈锈得发红。场边放着一只旧篮球，瘪了，没人收。

没有人。

他站在场边，看着那只瘪掉的篮球。风吹过来，带着榕树须根的腥气。他蹲下去，把球捡起来。很轻，几乎没什么重量。他拍了拍，球弹不起来，只是在地上闷闷地响了两声。

他拿着那只球，走到公园门口。看门的大爷认得他，说：“你是来找周老师的吧？他在球馆。”

球馆在城北，废弃的厂房改的。陈敬东到的时候，门开着。他走进去，看到了那些人。

球员们坐在场边，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球衣。没人说话，没人动。有人低着头，有人看着地板，有人盯着手里的东西――一件球衣，叠得整整齐齐，号码已经模糊了，边缘磨得发白。

那是他们的球衣。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件。有的人把它抱在怀里，有的人把它放在膝盖上，有的人把它举到眼前，像是在看一件很珍贵的、再也看不到的东西。

老周站在篮架下面，背对着门口。他的背影很瘦，肩膀塌着，像一棵被风吹歪的老树。地上散落着几个空酒瓶，还有一些没拆封的烟。

陈敬东走过去，站在他旁边。老周没回头，只是看着那个空荡荡的篮筐。篮圈上挂着一根旧网绳，已经烂得只剩几缕，在风里轻轻晃。

“陈总，”老周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你来了。”

“来了。”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对不起。”

陈敬东看着他，没说话。

“我说过能撑到把棺材本花光。”老周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棺材本还在，但孩子们不能等了。三个月没发工资，有人连房租都交不起。昨天小陈来找我，说他妈住院了，需要钱。我说再等等，他走了。”

他顿了顿，低下头。

“我不能让他们跟着我饿肚子。”

陈敬东站在那里，看着老周瘦削的侧脸。那张脸上没有眼泪，只有一种很深的、很安静的疲惫。

“老周，”他说，“不怪你。”

老周没说话。场边忽然响起一个声音，很轻，像在自自语：“我不想走。”

陈敬东转过头。是一个年轻球员，十八九岁，黝黑的脸，眼眶红红的。他把那件球衣攥在手里，指节发白。

“我不想走。”他又说了一遍，声音大了一些，带着一点颤抖，“我还能打。我还能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