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第40章李四的别墅

九龙村的山脚下，有一片向阳的坡地。站在坡地上往北看，是连绵不绝的群山，往南看，是一马平川的冲积平原。自古以来，这片坡地就是村里最金贵的地方——风水好，光照足，离水源也不远。

李四选中这块地盖别墅的时候，全村人都说他是烧包。

李四本来不叫李四，叫李建国。他是村里最早出去打工的那批人，在深圳的建筑工地上从小工做到了包工头，攒了钱，回村要盖一栋三层的欧式别墅。村里人按排行叫他李四，叫他大哥李大，二哥李二，三哥李三。李四排行老幺，却是兄弟几个里最有钱的。

那年春天，李四的别墅打了地基。红砖、水泥、钢筋，一车一车地从镇上拉过来，排场的很。村里人围在地基边上指指点点，有人羡慕，有人眼红，有人在背后嘀嘀咕咕。

吴仁性那时候还是村主任。

他是在一个下雨天的傍晚，撑着伞，踩着泥巴路，走到李四的地基边上的。他没有带任何人，就他一个。他在那里站了十分钟，把地基的尺寸、位置、朝向都看了一遍。然后他转过身，沿着原路走回去，在泥地里留下了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

第二天，村委会开会。

“李四盖别墅那块地，”吴仁性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手里捏着一支两元钱的圆珠笔，在面前的本子上画着圈，“我看了，有问题。”

村里的会计老周问：“什么问题？”

“土地使用费。”吴仁性把圆珠笔往桌上一扔，身体往前倾，“那块地是村集体的，他李四凭什么占了就用？章程呢？手续呢？村里老百姓的意见呢？这些都不讲，光天化日之下就把地基打了，这是什么行为？”

会议室里沉默了一会儿。村妇女主任刘姐小声说：“可是那块地以前就是李四家的老宅基地，他爹在世的时候就在那里盖过房子——”

“刘姐，”吴仁性打断她，语气不重，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老宅基地是多大？他爹那三间土坯房占了多少面积？现在他要盖三层楼，占地面积翻了两倍不止，这还是老宅基地吗？”

刘姐不说话了。

村支书老赵抽着烟，从头到尾没吭声。他是快退休的人了，村里的事早就不大管，吴仁性说什么就是什么。何况吴仁性这几年势头正盛，县里有人，镇里有人，他犯不着在这种事上跟吴仁性唱反调。

散会的时候，吴仁性交代文书小张——就是后来的张山，那时候张山刚高中毕业，在村委会帮忙——写一份通知，内容只有一条：李四建房的宅基地超出原面积的部分，按每平方米八十元的标准，向村委会缴纳土地使用费，总计三万元，限十五日内缴清，逾期按日加收千分之五的滞纳金。

张山拿着这份通知看了三遍，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仁性叔，这个标准，有没有文件依据？”

吴仁性正在整理桌上的材料，头都没抬：“你写就是了。”

张山没有再问。他后来才知道，所谓每平方米八十元的标准，完全是吴仁性自己定的。村里没有开过村民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任何决议，甚至没有任何书面记录说明这三万元的用途。但这笔钱后来确实收了上来——李四拖了十三天，最后还是让老婆拿着一个装了三万块钱的塑料袋，到村委会交的钱。

那天晚上，吴仁性在村口的小卖部买了一瓶二锅头，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喝。月亮很大，虫叫得很响，远处李四家的别墅工地上还亮着一盏灯。张山路过的时候，吴仁性叫住了他。

“张山，来，坐。”

张山在他对面坐下来。吴仁性给他倒了一杯酒，自己端起杯，碰了一下他的杯沿。

“你觉得我今天这事做得对不对？”吴仁性问。

张山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酒辣，他嗓子眼儿一紧，差点呛出来。他忍着，把酒咽下去，说：“从规矩上讲，是没有依据。”

吴仁性盯着他，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光。

“但从道理上讲，”张山慢慢地说，“李四盖别墅，太招人眼红了。他不出血谁出血？”

吴仁性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在夜里传得很远，远处的狗都跟着叫了起来。他笑着笑着，忽然不笑了，把酒杯往桌上一顿，酒洒出来一些，在桌面上洇开一小片。

“张山，”他说，“你这个年轻人，有前途。”

那之后不久，张山就正式成了吴仁性的跟班。村里人叫他“小跟班”，他不恼，只是笑笑。有人问他：“你跟吴仁性学什么？学他整人？”

张山说：“学本事。”

但他心里清楚，他学的不是什么本事，而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用九龙村的老古话说，就是“镜自古就仇富”——穷人对富人的仇恨，就像镜子照出人影一样自然，不需要理由，不需要道理，它就是最朴素的人性。

吴仁性只是这种人性的执行者。或者说，他是这种人性的放大器。

后来张山回忆起那天晚上的对话，总觉得那是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他还是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对世界抱有朴素正义感的年轻人。在那之后，他开始慢慢地、不自觉地，变成了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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