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炮艇的排水量极小，船身根本无法覆盖装甲，仅有的软钢结构舰体，也只能勉强抵御轻武器的射击。毕竟其设计的初衷，是清剿那些连重武器都没有的江匪，这样的防御自然是足够的。

然而，一旦面对真正的军舰，这样的装备便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连日军的小口径机关炮都难以抵挡。尤其是在日军飞机投弹之时，哪怕炸弹并未直接命中，仅仅在近处爆炸，那巨大的冲击力与横飞的破片，也足以对炮艇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这种炮艇全员编制不大，军官水兵相加不过四十四人，艇长也仅是上尉军衔。最早的一批，是1932至1933年间建成的江宁、海宁、绥宁、抚宁四艇。紧随其后，在1934年初，又建造了排水量提升至三百五十吨的威宁号与肃宁号，不仅续航能力更强，吃水也更浅，还额外增加了一挺高射机枪。

最后的崇宁、义宁、长宁、正宁四艘，则全部在1934年底完工，排水量亦在三百五十吨左右。这意味着，单单1934年这一年，便有六艘之多相继下水。这些炮艇的性价比极高，单艘造价三十余万元，十艘加起来不过三百多万。相比之下，一艘六百吨的永绥号浅水炮舰，造价便高达一百二十万。十艘宁级炮艇的价钱，仅仅相当于三艘永绥号，可谓是廉价至极。对于自九一八事变后，便一直厉兵秣马、整军备战的国军而，性价比的重要性不而喻。

由于这十艘炮艇表现出色，国军于1936年再度追加了十艘的订单。新批次的炮舰设计分为两组，既有六百吨级的泰宁号，也有一百多吨的都宁号，用以执行不同类型的巡逻任务。然而，天不遂人愿，1937年江南造船厂刚刚动工建造泰宁与都宁号时，七七事变的炮火便骤然打响。两艘炮艇的艇身甚至尚未成型，便在大撤退中，被永远的遗弃在了船坞之内。

这十艘炮艇用来剿匪绰绰有余，却根本无法与日本扬子江舰队的主力舰艇正面对抗。日军主力炮舰，排水量动辄二百吨以上，装备七十六毫米以上主炮，航速至少十五节。以比宁级早了十多年下水的日本势多级炮艇为例，其排水量三百余吨，时速十六节，装备两门七十六毫米火炮与五挺高射机枪。而宁级炮艇的五十七毫米炮，炮弹仅重六公斤，装药量有限，根本无法对日军稍大的炮舰构成实质威胁。

更何况，那五十七毫米火炮并非速射机关炮，射速有限，与日军普遍装备的七十六至一百二十毫米巨炮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其防御能力更是聊胜于无，虽能抵御轻武器与远距离的炮弹破片，却无法直面敌人的轰炸与舰炮的直击。若是与日本舰队正面遭遇，恐怕还未等靠近，便被敌军一炮送入江底。至于防空，那几门防空炮与高射机枪，确实能在两千米内构成一道近防火网，但超出此距离，便鞭长莫及。

若日军仅以少量飞机低空突袭，这些炮艇尚有一战之力。可一旦敌机成群结队，或采用高空投弹，这些小艇便只能任人宰割。它们没有装甲，艇身又小，一旦被空袭，哪怕炸弹落在附近，薄弱的船壳也会被弹片轻易撕裂，导致大量进水，最终沉没。

只能说，国军的海军家底确实太过薄弱，其作用最多是维持江面治安，战时也只能作为辅助，执行巡逻、侦察、运输等任务，本就不具备与强敌正面对决的实力。可无论这些无名小卒是否愿意，他们都被迫卷入抗战的洪流，以自己微弱的力量，抵抗着强大的日寇。

由于攻防皆弱，正面对抗无异于寻死，宁级炮艇在抗战中多以布雷为主，兼顾日常巡逻，刺探日军舰队情报，并承担运输重要物资与部队的任务。在日本掌握制空制海权的当时，这些任务无疑是九死一生。莫说这些小艇，即便是最先进的宁海、平海号轻巡洋舰，在日军的轮番空袭下，也不过支撑了一两日而已。

可即便是在如此绝境之下，中国的海军将士依旧拼死作战，誓不后退，让日寇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武汉会战前后，长江上仍有六艘国军炮艇在活动，他们参与了布雷工作，前后布雷近千枚。因其航行能力出色，还负责向各大要塞运输物资弹药。整个武汉会战，海军残余力量悉数上阵，这六艘炮艇也作为一支生力军投入战斗。它们体积小，吃水浅，常被派往最危险的水域，在第一线布雷，以阻挡日军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