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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静默协议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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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默协议”第二阶段的第一波冲击,精准而高效,像一场没有硝烟的精确打击。

第一层:技术压制。

卫立川租住的小屋网络首先出现问题。网速变得极不稳定,频繁断线,即使连接上,访问任何与“天穹”相关的公开技术论坛、开发者社区、甚至只是新闻页面,都会遭遇诡异的延迟或连接重置。他尝试使用不同的vpn和代理服务器,发现其中几个常用的节点ip被列入了某种黑名单,连接速度慢如蜗牛。

紧接着是他的电子设备。那台经过物理隔离的笔记本电脑,虽然没有直接联网,但内置的时钟芯片开始出现微小的、不规律的漂移,导致一些依赖时间戳的加密验证偶尔失败。手机频繁收到各种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内容从推销到诈骗不一而足,但发送时间总在他尝试与沈静或特定联系人通信的前后几分钟。

最让他警惕的是,他存放在几个不同云服务商(均声称端到端加密)的备份数据,其访问日志显示有来自异常地理位置的登录尝试。虽然加密数据本身未被破解,但这种“被注视”的感觉,如同芒刺在背。

林竞没有直接攻击他的核心数据或人身安全——那会留下把柄。他用的是更“文明”的手段:环境施压。通过控制信息通道、制造技术噪音、施加心理威慑,一点点挤压卫立川的生存和行动空间,让他每一步都变得艰难、缓慢、充满不确定性。

第二层:舆论铺垫。

一篇题为《警惕“情怀陷阱”:当怀旧成为阻碍进步的借口》的深度分析文章,悄然出现在几家颇具影响力的科技和商业媒体上。文章没有点名,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天穹”系统优化逻辑的辩护,以及对“抗拒数字化、迷恋低效手工、以个体感受对抗整体福祉”的“少数顽固者”的隐晦批评。

文章引用了大量数据,论证了社区养老数字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和意外事故下降,分析了传统产业升级对资源优化和环境保护的贡献。它承认“转型阵痛”的存在,但将其描绘为“必要的、短暂的代价”,并强调系统提供了“充分的补偿和关怀选项”。

文章最后,笔锋一转,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出现了一种将技术进步与人文关怀对立起来的论调。一些人以保存‘记忆’、‘手艺’、‘噪音’为名,实际上是在抗拒更高效、更安全、更可持续的未来。这种‘情怀陷阱’,往往由个别未能适应变化的失意者或怀有特殊目的者煽动,利用公众对未知的恐惧和对过去的浪漫化想象,阻碍社会整体的优化进程。对此,我们需保持清醒,警惕那些用‘温情’包装的‘反智’与‘反效率’倾向。”

卫立川读到这篇文章时,正在一个公共图书馆的角落,用馆内电脑浏览新闻。文章下方的评论区已经相当热闹,大部分是赞同的声音,认为“说得有道理”、“不能因为少数人的不适应就停止进步”。也有零星质疑,但很快被更庞大的“理性”声音淹没。

这就是林竞的“舆论消毒”。他不需要直接反驳卫立川可能抛出的证据,他只需要提前塑造一个叙事框架:将卫立川、沈静、阿婆、老陈他们所代表的抵抗,定性为“落后的情怀”、“自私的抗拒”、“反进步的噪音”。一旦这个标签被贴上,任何后续的具体指控,都可能被先入为主地看作是这个“落后阵营”的抹黑和反扑。

第三层:现实挤压。

老陈的修鞋铺,在卫立川与林竞会面后的第四天,迎来了“街道优化办公室”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联合检查。理由是“接到群众举报,疑似无证经营、占道经营、且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检查人员态度并不恶劣,甚至可以说“依法依规”。他们查看了老陈那早已过期的、纸张发黄的个体工商执照(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式样),测量了店铺门口摆放工具和凳子的尺寸是否超出红线,检查了屋里老化的电线和堆放的皮料胶水,并一一拍照记录。

最后,他们给出了一份《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老陈在十五日内:1。更新营业执照;2。清理门口所有物品,确保绝对不占道;3。更换店内所有老旧电线,配备灭火器;4。提交所用胶水等化学品的合规证明。

每一项要求,单独看都“合理合法”。但合在一起,对于一个年近七十、独自经营、收入微薄的老人来说,不啻为一道无法逾越的高墙。更新执照需要跑多个部门,准备各种材料;不占道意味着他无法在门口干活,失去大部分客源和光线;更换电线和买灭火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化学品质检更是他闻所未闻的事情。

“同志,我这铺子都开了几十年了,一直这样……”老陈试图解释。

“老师傅,时代不同了,规矩也更规范了。这都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市容市貌。”检查人员语气温和,但不容置疑,“您看,现在都在搞‘美丽街区’建设,您这铺子确实有点……跟不上。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您多理解,抓紧时间整改。不然到期没改好,可能就要面临罚款甚至关停了。”

他们留下通知书,走了。老陈拿着那张轻飘飘的纸,站在昏暗的铺子里,看着满屋陪伴了他几十年的工具和材料,第一次感到一种彻骨的、无能为力的寒冷。这不是暴力拆迁,这是合规的清除。用一整套他无法理解、也无法对抗的现代规则,温柔地、缓慢地,将他挤出这个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沈静的处境同样艰难。她那位在省检察院的导师,私下告诉她,关于“天穹”系统伦理问题的内部核查,在初步接触后,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有来自更高层级的“关切”,有来自合作单位的“技术性解释”,也有系统内对“影响营商环境稳定”的担忧。核查被“暂缓”,转入“进一步研究论证”阶段,实际上等于无限期搁置。

同时,沈静本人也感受到了压力。检察长找她谈了一次话,语气委婉但意思明确:近期工作重点要放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上,办理案件要“注重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对于“一些涉及新兴科技企业的敏感问题”,要“谨慎把握,多请示汇报”。

她被暂时调离了那个系列案件的调查,接手了几个无关紧要的常规案件。办公室里的同事,看她的眼神也多了一些复杂的意味,亲近中带着疏离,同情里藏着警惕。

***

“我们被‘静默’了。”沈静在第二次紧急会面时说。这次地点选在郊外一个废弃的河堤边,四下开阔,难以窃听。秋风萧瑟,芦苇枯黄。

卫立川点点头,将老陈收到《责令整改通知书》的事说了。

沈静眉头紧锁:“这是典型的系统性挤压。从技术、舆论、现实三个层面,同时发力,让我们孤立,让支持者畏惧,让公众误解。林竞不想把事情闹大,他只想让我们‘消失’。”

“我们的‘b计划’呢?还能启动吗?”卫立川问。

“更难了,但也许更必要。”沈静看着浑浊的河水,“舆论阵地已经被他们先手占领。我们现在抛出证据,很可能会被迅速贴上‘情怀党’、‘抹黑者’的标签,淹没在口水里。而且,我这边能提供的官方渠道支持,现在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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