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喝了口温水，指尖无意识地摸了摸眉角——那里藏着一道浅浅的疤痕，是江西短短一年时光里，最清晰的印记。

“在江西待了不到半年，正好赶上我三岁生日。”林晚的声音轻缓，带着对童年细碎画面的打捞，“南方农村的孩子都爱端着饭碗串门，那天我攥着小瓷碗，跟在大两岁的哥哥身后，想凑着和村口孩子一起坐在青石板上吃饭。没成想他转身时闹着玩，胳膊一甩就把我推得踉跄，眉角‘咚’地撞在石板尖上，当时就破了个口子，血顺着脸颊往下流，糊得我眼睛都睁不开。”

说到这儿，林晚的眉头轻轻蹙起，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慌乱：“我哭得撕心裂肺，娘从家里跑出来时，手里还攥着没洗完的菜，她一把抱起我，用围裙胡乱擦着血，声音都在抖。回家后，娘翻出家里仅有的一小瓶云南白药，倒出点粉末撒在伤口上，又用布条把我头缠得严严实实。那时候哪懂什么消毒缝针，就这么凑活处理了，伤口好了，眉角就留下一道疤，到现在都能摸着。”

她无奈地笑了笑：“后来总有人问这疤是不是修眉弄的，我说三岁磕的，没人信。更巧的是，后来到东北，我哥又带我在冰上疯跑，把我推倒在冰缸沿上，另一个眉角也磕出疤，现在俩眉毛都带着‘记号’，算是跟我哥这闯祸精绑一辈子了。”

苏晴递来一张纸巾，林晚接过擦了擦眼角，继续说道：“在江西满打满算就待了一年，1976年的冬天就该走了。那年的事太多了——唐山大地震、毛主席和周总理去世，村里的大喇叭天天放哀乐，大人小孩都透着股压抑。就是这时候，爹收到一封电报，是他一个老伙计发来的，说他兄弟在黑龙江，那边是黑土地平原，不用种南方的梯田那么累，落户也容易，让爹带着全家过去。”

“爹当时就动了心。”林晚的语气里满是对父亲的理解，“在江西做竹活没活计，种地又是梯田，弯腰弓背一整天也收不了多少，他早就想换个地方让我们吃饱饭。可搬家哪那么容易？带着我、哥哥、姐姐三个孩子，还有一堆家当，爹前前后后跑了三趟黑龙江，我们都叫‘三返黑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