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把最后一件叠好的旧外套塞进帆布包时，工地简易房的铁皮窗刚透进点晨光。窗外传来工人上工的吆喝声，张强应该已经去工地西侧的钢筋区干活了——她特意等这个点收拾东西，就是怕撞见他，又闹得不可开交。

上次白菜风波后没安稳半个月，矛盾又爆发了。起因不过是林晚早上蒸馒头时多放了半勺糖，张强当着五六个工人的面就把馒头摔在桌上，骂她“不会过日子，败家娘们”。林晚忍了半天才没当场发作，可晚上收工回来，张强又翻旧账，说她捡废品占了工地的“便宜”，两人吵着吵着就动了手。张强推了她一把，她撞在铁皮柜上，后腰青了一大块。

那天晚上，林晚摸着腰上的淤青，终于下了决心：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张强从来记不住她的好——记不住她每天五点起给工人做饭，记不住她晚上凿钢筋冻裂的手，记不住她把大半工资寄给李晚妈买药，只记得挑她的刺，当着人骂她，甚至动手推她。她的老实和忍耐，在他眼里成了“好欺负”，她的讲义气，成了“理所应当”。

帆布包最底下压着个蓝色封皮的账本，是她从周姐的羊绒摊带过来的旧本子。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记着这一年的收支：帮厨工资每月1500，捡废品平均每月200，合计；寄给李晚妈买药8600，自己花在吃饭上2100，剩下的8700，一部分存在银行卡里，一部分是压在木箱底的现金。她还记着别人欠她的账：老王借了300没还，工地小卖部的刘姐欠她150——这些她都没打算要了，只把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算清楚。

她从木箱里拿出银行卡和现金，把现金分成两半，一半塞进贴身的口袋，一半放回木箱，又把银行卡压在现金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她用铅笔写下：“工资+废品共，寄家8600，剩余8700，我拿4300，卡和剩下的4400留你。欠的账我不要了，从此两清。”字迹写得很轻，却一笔一划很认真——她不想占张强一分便宜，也不想让他以后说她“卷钱跑了”，更不想跟他掰扯时连累家人。她太清楚张强的脾气，真要是当面提分开，他说不定会闹到工地，甚至找到李晚妈家，到时候只会让家人跟着受累。惹不起，她只能躲。

收拾完东西，帆布包沉甸甸的，装着她的衣服、账本和那4300块钱。她最后看了一眼这间住了大半年的简易房：铁皮柜上的搪瓷缸还在，墙角的锤子是她凿钢筋用的，床底下还有她没来得及卖的一捆废纸箱——这些都留给张强吧，算是她最后一点情分。

轻轻带上房门，晨光已经把工地的路照得很亮。她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沿着工地外围的小路往镇上走，脚步走得飞快，怕被熟人撞见。到了镇上的汽车站，正好有一班去北京的长途汽车，她没犹豫就买了票。汽车发动时，她看着窗外往后退的工地，心里说不清是轻松还是难受——终于不用再忍张强的脾气了，可也不知道去了北京，能不能找到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