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班达第一个走进去，把帽子往折叠桌上一扔，在椅子上坐下来，双手捂脸，沉默了大概三秒钟。

“行了，都进来。”

他没抬头，声音闷在手掌里。

调查小队四个人鱼贯而入。

领头的是个白人女性，叫艾拉·福斯特，伦敦大学学院动物行为学博士，项目里唯一一个坚持认为这件事有“科学解释”的人。

她进来的时候顺手把门帘压好，习惯性的动作，好像每次开会前都要确认没有外人偷听。

跟在她身后的是肯尼斯·奥坎博，东非野生动物调查局的现场协调员，四十多岁，脸上永远顶着一副不动声色的表情，看什么都像在看数据。今天是例外——他的嘴角有一条浅浅的绷紧线，已经绷了整个下午。

再往后是技术员马库斯，二十六岁，负责设备操作，这会儿抱着一台笔记本走进来，在最角落的位置坐下，屏幕已经打开，里面全是今天的数据文件。

最后进来的是向导卡勒，本地人，跟了这支队伍三个月，什么大场面都见过，今天下午在保护组织的监控区边缘被当场拦截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的人。

现在坐下来，他把水壶放在桌上，拧开，喝了一口，等着。

莫里斯终于把手从脸上拿下来。

他四十八岁，英国人，前任英国自然保护联盟野外调查组组长，在非洲跑了二十年，见过的“异常现象”从来不超过三类：人为破坏、动物行为偏差、以及设备误差。这三类他都处理过，都能解释。

今天这个，他解释不了。

“先说设备。”他看向马库斯，“压力传感数据，重新跑一遍。”

马库斯点了点头，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把笔记本转了个方向，屏幕对着桌子中间。

数据是一组散点图。

x轴是时间，y轴是压强数值。今天上午他们把便携式地面压力仪埋在四个点位上，覆盖了从偷猎者事件现场往西南方向约八百米的区域。按照设计，如果有大型动物通过这个区域，仪器会记录下对应的压力值，再根据步频和步幅推算体重区间。

理论上这套系统没什么问题，他们上个月用它准确捕捉过一头雄性非洲象的移动轨迹。

问题在于今天。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马库斯用笔尖点了三个数据簇，“三个点位同时记录到了压力值，时间差是四秒。从第一个点到第三个点，直线距离是两百一十米。”

艾拉往前倾了一下身子，“四秒？”

“四秒。”

“两百一十米，四秒。”艾拉把数字在嘴里过了一遍，神情变得很奇怪，“那是——”

“时速接近一百九十公里。”马库斯说，语气很平。

帐篷里安静了大概五秒钟。

肯尼斯先开口，“设备故障。”

“我检查过了。”马库斯说，“三台仪器独立供电，独立计时模块，误差在零点一秒以内。如果是系统误差，三台同时出错的概率——”

“那是多少？”

“按照仪器规格，同时误差超过一秒的概率是万分之一点七。”

肯尼斯不说话了。

莫里斯把那张散点图看了很久。

“斑马炸群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产生地面震动干扰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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