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刘儿从老徐头的饭店出来，发动了那辆白色212吉普车。发动机轰鸣声中，他摇下车窗，让五月的海风吹散身上的鱼腥味。吉普车缓缓驶离海边，拐上了中山路。

1983年的青岛街头，自行车流如潮水般涌动。蓝灰色的中山装与碎花连衣裙在人群中交错，偶尔闪过几个穿喇叭裤的时髦青年。路边的国营商店门前排着长队，副食品店的橱窗里摆着几瓶贴着红标签的即墨老酒。

"滴滴――"

小刘儿按着喇叭，小心避让突然横穿马路的老太太。

老太太挎着竹篮，里头装着刚买的带鱼，银亮的鱼尾还在篮边一甩一甩。

每年8月底的青岛，正值本地海鲜最肥美的季节。由于此时正值开渔期，海产品大量上市，价格相对便宜，普通市民也能消费得起。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小刘儿对于眼前的一切可是再熟悉不过了。

清晨的渔码头总是最热闹的地方。天刚蒙蒙亮，满载而归的渔船就陆续靠岸，船舱里堆满了活蹦乱跳的海货。梭子蟹、对虾、黄花鱼、带鱼、鲅鱼等时令海鲜被一筐筐搬上岸，在码头上堆成小山。渔民们穿着胶皮裤，忙着将渔获分拣装筐，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海腥味。

码头的批发市场人头攒动。国营水产公司的采购员拿着账本在清点数量，个体鱼贩们则推着板车在渔船间穿梭，争相收购最新鲜的渔获。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夹杂着胶东方的吆喝声。刚卸货的螃蟹在竹筐里oo@@地爬动，不时有顽皮的螃蟹从筐缝里溜出来，引得人们手忙脚乱地抓捕。

市区的农贸市场里，海鲜摊位的生意格外红火。摊主们用清水养着活海鲜，时不时往盆里加冰块保鲜。价格牌用粉笔写在木板上：对虾一元二角一斤，梭子蟹八角一斤，小黄花鱼六角一斤。这个价格对于当时月工资几十元的普通工人家庭来说，完全在可承受范围内。

主妇们挎着竹篮在市场里精挑细选，专拣那些活蹦乱跳的海货。有经验的会捏捏蟹腿看是否结实，或是翻开鱼鳃检查颜色。讨价还价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买卖双方常常为了一两分钱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又笑着成交。

街头巷尾的小饭馆也纷纷打出"时令海鲜"的招牌招揽顾客。一盘清蒸螃蟹不过两三元，海蛎子豆腐汤五角钱一碗。工人们下班后三三两两凑钱下馆子，就着冰镇啤酒大快朵颐。就连普通家庭，也会在这个季节多买些海鲜打打牙祭，给孩子们补充营养。

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的厨房都飘出蒸煮海鲜的香味。主妇们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清蒸、水煮、酱焖，保留海鲜最原始的鲜美。院子里，男人们支起小桌，摆上几样海鲜，再倒上二两即墨老酒，就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这就是1983年夏末青岛的海鲜季，一个让普通百姓都能尽情享受大海馈赠的美好时节。没有过度的商业炒作，没有虚高的价格，有的只是最质朴的渔家风味和市井生活的烟火气。

小刘儿一边驾驶者吉普车，一边轻巧地从人群中穿过。

吉普车经过栈桥时，小刘儿正在回忆着自己之前在码头上的见闻时，却瞥见两个显眼的身影――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男人正和穿着一身碎花连衣裙的中国姑娘站在路边，脚边堆着几个鼓鼓囊囊的旅行包。外国男人拖着自己的行李箱，姑娘则焦急地张望着来往车辆。

"同志！"姑娘突然朝吉普车挥手，小刘儿下意识踩了刹车。

姑娘小跑过来，连衣裙摆被海风吹得翻飞。

"请问您知道青岛大饭店怎么走吗？"

她的普通话带着明显的京腔，手指紧张地绞着挎包带子。

小刘儿打量着这对奇怪的组合，外国男人约莫四十出头，比王宝光大不了几岁，这么热的天气，却依旧是一身笔挺的西装；姑娘二十出头的模样，齐耳短发别在耳后，露出一对珍珠耳钉――这在1983年的青岛可算稀罕物。

新中国成立后，珍珠养殖业一度陷入停滞。五十年代，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将重点放在重工业发展上，珍珠这类非必需品的生产几乎完全中断。

六十年代后期，南方的几个珍珠养殖场被划归为"资本主义尾巴"，遭到批判和取缔。到了七十年代，全国仅剩下广西北海等少数几个国营珍珠养殖场维持着少量生产。

改革开放初期，珍珠养殖业才开始缓慢复苏。

1979年，国家批准在广东、广西等地试点恢复珍珠养殖，但产量极其有限。这些珍珠主要供应外贸部门出口创汇，国内市场上几乎见不到。直到1982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浙江、江苏等地的公社才开始尝试重新开展珍珠养殖。

在1983年的青岛，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大约四五十元，而一对品质中等的珍珠耳钉价格就要二三十元，相当于大半个月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珍珠饰品在当时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普通人即使有钱也不敢轻易佩戴。只有在涉外商店或友谊商店，才能用外汇券买到这类饰品。

那个时候能搞到外汇券的，可不是凡人，再加上对方身边的那个金发碧眼的洋人，小刘儿更是暗暗好奇起这两个人的关系来。

"青岛大饭店啊..."

小刘儿挠挠头，"早改成市政府第二招待所了。"

见姑娘脸色骤变，他赶紧补充："不过太平路那边新开了家涉外宾馆，能接待外宾……"

林彤听完小刘儿的指路，紧绷的肩膀明显放松下来。她转身对比尔说了几句英语，比尔紧皱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太感谢您了同志！"

似乎是二人商量妥了，林彤这才朝小刘儿露出一个真诚的笑容，眼角泛起浅浅的鱼尾纹，"您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林彤从挎包里摸出两张外汇券，递向小刘儿，"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小刘儿连忙摆手，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大妹子，你这是干啥？我们青岛人指个路还要收钱？"他故意用浓重的青岛口音说道，"传出去还不让人笑话死！"

林彤的手僵在半空，脸颊微微泛红。比尔在一旁困惑地看着这一幕，毕竟在他们的国家，接受了帮忙就要付出一定的小费，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吧？”

小刘儿把外汇券推了回去，又随口问道。

"是啊，我们刚从北京过来。"

林彤有些不好意思地收回外汇券，指尖轻轻摩挲着挎包的皮质肩带，"比尔是第一次来中国，很多规矩都不太懂。"

小刘儿打量着比尔锃亮的皮鞋和熨得笔挺的西装，恍然大悟似的点点头。

然后又转过头去，随手从副驾驶的储物箱里，拿出来了一张名片，递给了林彤。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名片是自大张佳栋他们合作社有了大车班以后统一印制的，白底蓝字，上面印着他们合作社的地址还有小刘儿的职务，以及他们传达室的电话。

名片右下角还用圆珠笔手写着一行小字："24小时随叫随到"。

林彤注意到名片的边角已经有些磨损，显然主人经常使用。

"哎呀，这名片……"

小刘儿突然有些不好意思，用袖子擦了擦名片上沾着的些许油渍，"平时拉货用的，有点旧了……"

要知道在当时的青岛市，名片还是个新鲜事物。

由于张佳栋他们合作社当地没有专业印刷社，这些名片是由张家栋特意从青岛市区请人设计印刷的。

名片采用当时最普遍的样式：白底蓝字，标准尺寸9厘米x5.5厘米。

上方印着毛体的"某某县合作社"几个大字，下面则是宋体字的详细地址和电话。

职务一栏统一印着"大车班驾驶员"，小刘儿的名片则用圆珠笔在印刷体旁边添了个括号，手写着"小刘儿"三个字。

别看张佳栋他们合作社的名片这么简陋，在当时的县城堪称奢侈品。

每盒100张的名片，印刷费用就要12元，相当于普通工人小半个月的工资。

合作社最初只给销售部门的负责人孙立军还有张佳栋本人配发，后来他们合作社有了车队以后，才扩大到司机、采购等需要对外联络的岗位。

小刘儿跟他手底下这批司机拿到名片后，一度引发不少趣事。

由于是县城里第一批有名片的工人，他们刚开始见人就发：去供销社买烟要递一张，在饭店吃饭要给服务员一张，甚至连理发时都要给理发师傅塞一张。

有些新来的司机更是在一个月内发完了全年配额，最后不得不自掏腰包去青岛加印。

张佳栋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在一次全体会议上，他专门强调了名片的规范使用："名片是工作需要的工具，不是炫耀的资本。"

此后，小夏甚至还帮他搞了一个《名片使用管理办法》出来，规定无故发放名片超过限额的，每张扣罚0.1元。

这个规定让小刘儿印象深刻，除非必要的时候，一般他是舍不得发名片的，一张名片经常只是给别人看一下，让需要联系的客户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然后就收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