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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时茂板着脸，一本正经地喊着“开始”，陈佩斯便咬着牙在屋里来回走动，冻得嘴唇发紫，却还要硬撑着做出热得不行的表情。

张家栋坐在一旁，手里攥着一支铅笔，在一个旧笔记本上记着什么，时不时喊一声“停”，然后走上前去，比划着调整陈佩斯的动作或台词。

“佩斯老师，您刚才那个抖――抖得太早了。观众还没反应过来，您就先抖上了，那后面的反差就出不来了。您得先硬撑着走几步，让观众觉得‘嘿，这小子还真扛得住’，然后再开始抖，那个笑果才足。”

“有道理有道理――再来一遍！”

就这样，三个人窝在那间小小的排练室里，从早到晚，一遍遍地磨、一遍遍地改。

中午饭通常是陈强老师用饭盒送来的――有时候是热腾腾的饺子，有时候是红烧肉配米饭，有时候是一大碗热汤面，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三人就坐在排练室的木地板上，就着煤炉子的热气，狼吞虎咽地吃完，抹抹嘴，又接着练。

冬日的阳光一天比一天短，窗外的天色一天比一天阴沉。气温骤降，北风裹着干冷的寒意，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得墙上的旧报纸哗哗作响。到了第五天，排练室里即便生着炉子，也冷得坐不住了。陈佩斯穿着那件单薄的夏衫排练时，嘴唇冻得发青，呼出的气都凝成了白雾。

“佩斯老师，要不今天先到这儿？”张家栋看了看窗**沉的天色，有些担心地提议道。

“别！”陈佩斯搓了搓冻僵的手，跺了跺脚，“越是这个天儿，越得练！你想想，到了春晚那天，工体比这儿还冷――我要是不练出点抗冻的本事，到时候在台上真冻得说不出话，那可就砸了！”

朱时茂也点了点头，语气里带着一种老搭档特有的默契：“对，现在就当是提前适应环境了。咱们多练几遍，到了台上心里才有底。”

张家栋看着两人脸上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没有再劝，只是默默地把煤炉子捅得更旺了一些。

一周的时间，就在这日复一日的排练中一晃而过。

而工人体育场那边，随着气温骤降，施工进度明显慢了下来……

这天下午，黄导裹着一件厚厚的军大衣，站在体育场中央，看着眼前的施工场景，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舞台的钢架结构虽然已经基本成型，但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完成――灯光设备和音响设备的安装因为天气太冷，工人的手脚冻得不灵便，进度比预期慢了一大截；看台上的座椅也只安装了一半，剩下的还堆在过道两侧，盖着防雨布；几个摄像师站在临时搭起的高台上，冻得直跺脚，手里的设备因为低温，电池续航也出了问题。

“黄导，这天儿实在太冷了，”一个戴着安全帽的施工负责人搓着手，走到黄导面前，语气里带着一股子无奈，“兄弟们从早上干到下午，手冻得连螺丝都拧不紧。中午休息的时候，大伙儿挤在临时工棚里喝热水，暖半天才缓过来。这么下去，工期怕是要往后拖……”

黄导没有说话，他抬起头，看了看头顶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云层压得很低，像是随时会落下一场大雪。又看了看四周那些冻得缩手缩脚、依然在寒风中咬牙坚持工作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心里那股子火气和焦虑交织在一起，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当然知道天气冷，可他更知道春晚的日子是定死的，一天也拖不得。

就在他站在寒风中，望着那片尚未完工的舞台，心里盘算着该怎么调整施工计划的时候，体育场的东门口，忽然传来一阵汽车引擎的轰鸣声，由远及近，越来越响。

黄导下意识地转头望去。

只见一辆深蓝色的解放牌卡车，正缓缓驶入体育场的东门。车厢上盖着一块深绿色的苫布，用粗麻绳捆得结结实实，在寒风中微微鼓动着。驾驶室的车门上，贴着一个醒目的白色商标――“夏朵”两个大字，在冬日的阴云下格外醒目。

卡车稳稳地停在了舞台一侧的空地上。

副驾驶的门推开，一个穿着深灰色羽绒服的年轻人跳了下来――正是张家栋本人。

他没有急着说话，而是先朝黄导的方向看了一眼，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到车厢后面，利落地解开了捆着苫布的麻绳。

“哗啦”一声，苫布被掀开――

车厢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摞摞崭新的羽绒服。深蓝色的、藏青色的、浅灰色的――足足有几百件之多，在灰暗的天光下泛着一层柔和的光泽。

工地上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那些冻得缩手缩脚的工人，那些站在高台上搓着手跺着脚的技术人员，那些正抱着器材瑟瑟发抖的摄像师――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那满满一车厢的羽绒服吸引了过去。

张家栋则是站在车厢旁，拍了拍手上沾的灰，朝黄导笑了笑，声音不高，却在这空旷的体育场里格外清晰：

“黄导――天冷了，我给大伙儿送衣服来了！”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