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面对大事的时候，心态总是很奇妙。

距离考试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李来福天天盼着考试快点来。每天早上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在日历上划掉一天，然后对自己说：又少了一天。那语气跟数刑期似的，充满了期待和向往。

他是真的累。

训练苦，补课累，每天睁眼是操场的跑道，闭眼是教室的灯光。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十点下课，回到宿舍还要做作业到十一二点。他的身体像一台被超负荷运转的机器，每天都在散架的边缘疯狂试探。他无数次在心里想：快点考吧，考完就解脱了。就能睡个好觉，就能吃顿安稳饭，他就能跟那些公式和年代说永别。

那时候他觉得，考试就是终点，就是解脱，就是一个苦日子走到头的标志。他甚至开始幻想考完试的场景――他要睡个三天三夜，谁叫都不醒。他要把那些课本和笔记摞在一起，拍张照留念，然后……留着，万一以后还要用呢。

然而当真到了考试前几天，他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天早上，他照例去看床头的日历，忽然发现那个数字从两位数变成了一位。九天。还有九天就要考试了。他盯着那个“9”字，愣了好几秒。心跳突然加速，手心开始冒汗，后背一阵一阵发凉。

一种从未有过的慌乱涌上心头。他发现自己突然不确定了――不确定那些公式是不是真的记住了，不确定那些年代是不是真的背熟了，不确定作文能不能入考官的眼。所有的信心，在这一刻忽然变得摇摇欲坠，像一座看着挺结实、一碰就散的纸房子。

他翻开数学笔记，想把公式再过一遍。sin30度等于多少？他瞪着那个问题，脑子里一片空白。这个他背了不下百遍的东西，此刻竟然怎么也想不起来。他赶紧翻到前面去查，查到之后默念了三遍，合上书，再问自己一次――又忘了。

公式跑了。年代跑了。地名跑了。三民主义也跑了。他的脑子像一个漏了洞的袋子，装进去多少就漏多少，漏得干干净净。

那几天他吃不好，也睡不好。吃饭的时候脑子里在过题目，嚼着馒头想代数，喝着粥背历史，一顿饭吃下来，菜没怎么动，公式倒是默了好几遍。睡觉更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把学过的东西从头到尾捋一遍，捋完了觉得差不多了，可翻个身又觉得哪儿都不放心，于是再捋一遍。有时候捋着捋着就睡着了，有时候捋着捋着就更清醒了，清醒到凌晨两点还在瞪着天花板。

训练的时候也好不到哪儿去。跑障碍翻墙，翻到一半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历史年代，手一松，差点摔下来。教官在下面喊：“李来福！你翻墙就翻墙，别在墙上思考人生！”他赶紧稳住，跳下去继续跑，一边跑一边苦笑――他知道自己太紧张了，可他控制不住。

好在他很快就发现，那些跑掉的知识并没有真的跑远。它们只是被他紧张的情绪暂时藏起来了。

考试前几天，几位老师各自找他谈了一次话。陈老师把他的作文笔记整理成一个小册子：“底子你是有的，别慌，平时怎么写的考试就怎么写。”周老师把他容易出错的几类数学题又讲了一遍：“你跟着蒋少爷念过书，底子比别人扎实，正常发挥就行。”林老师和王老师也分别给了他一叠复习资料，说这是最后的重点，看一遍就够了。

李来福捧着那一沓资料，心里踏实了不少。

他把资料认真看了一遍，发现那些令他慌乱的东西，其实一直都在。只是他的心乱了，它们才显得远了。当他把心静下来，它们就一个个回来了。sin30度还是等于二分之一，鸦片战争还是1840年，三民主义还是那三个字。什么都没变，变的只是他的心。

考试那天早上，他起得很早。洗漱、穿衣、吃早饭，一切都比平时慢半拍。不是紧张，是故意放慢了节奏，让自己不要慌。

他走进了一间小教室。跟别人不一样，他是特招生，不用跟几十个人挤在大考场里――校长亲自安排的，单独考，单独面。教室里只摆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整整齐齐地放着试卷和草稿纸。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张空荡荡的桌子上，整个教室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李来福在椅子上坐下来，把准考证摆在桌角，把笔一支一支摆好。环顾四周，教室空空荡荡，就他一个人。他忽然觉得有点好笑――准备了一个多月，日夜苦读，累得像条狗，最后考场里就他一个人。这场面，像极了小时候被先生单独留堂补考。

他深吸一口气，在心里跟自己说了句话：该会的都会了，不会的现在想也来不及，别想了，好好考。

试卷发下来，他先从头到尾扫了一遍。作文题是一道政论，跟平时练的题型差不多，可以用之前准备的框架。数学卷子上的题目看着眼熟，大部分都是周老师反复讲过的类型。地理和历史考的是基础知识，只要认真背过就不会丢分，稳了稳了

他提起笔，从第一题开始往下做。笔尖碰到纸面的那一刻，之前的慌张、焦虑、自我怀疑，全都没了。教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一支笔，一张试卷，安安静静，安安稳稳。一题一题地过，一关一关地闯。

最后一道题写完的时候，他放下笔，看了看窗外的天。天很蓝，云很白。

交卷的那一刻，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不是汗，是紧张了半天终于松下来的那种虚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