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站接到电报的时候，站长姓刘，四十来岁，干了大半辈子铁路调度，自认为见过世面。他把电报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摘了帽子往桌上一拍，对调度室的人说了一句实话：“这活儿没法干了。”

电报上写的不是请求接收，是通知。通知的内容很短：三列军列已从新疆方向进入陇海线，预计三天后抵达徐州站。后续还有大量的十多列军列准备运送，没有货物清单，就是告诉他要找地方存放，很大的地方，还要保证安全。

徐州北站是陇海线和津浦线的交汇点，平时卸个棉纱、煤炭、粮食什么的还行，偶尔来几车军火也算应付得过来。但这回不是几车，是十几列。全是重武器和弹药。刘站长直接麻了。

第一列军列进站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刘站长被人从行军床上拽起来，披着大衣跑到站台上，看见火车头上喷出的蒸汽在探照灯底下翻涌，车头后面挂着的车皮一眼望不到尾。平板车上捆着坦克，炮塔朝后，炮管拿帆布套子套着，但那个轮廓谁都认得出来。后面几节是闷罐车，铁门拉开一看，里头码着墨绿色的木箱，从地板摞到天花板，箱子之间的缝隙塞着稻草和锯末。

刘站长站在站台上骂了一句。旁边的人没听清他骂什么，大概是骂苏联人不会选时候。

卸货的工人是临时从附近几个县征调来的，有扛大包的、有拉板车的、有种地种了一半被保长喊来的。他们看见坦克的时候全愣住了。有人往后退了一步，有人拿袖子擦眼睛，有人问旁边的人：“这铁疙瘩得有多重？”没人回答他，因为没人知道。

吊车不够用。徐州北站就一台蒸汽吊，还是光绪年间买回来的，平时吊个十吨的货就吱嘎吱嘎响得像要散架。一辆t-26坦克小十吨，那台老吊车根本吃不住。刘站长临时从徐州城里的工厂调了两台履带吊，又跟驻军借了一辆工程抢修车，才算凑齐了三套卸货班子。三套班子同时干，从早干到晚，从晚干到早，铁链的声音就没停过。卸下来的坦克停在货场旁边的空地上，一辆挨一辆，炮管朝着不同的方向，远远看过去像一片钢铁庄稼。

但这只是坦克。重炮还在后面。

第二列军列是隔天到的。这列车上装的是火炮，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和一百五十二毫米加榴炮。炮管和炮架分开装，炮管装在长条木箱里，箱子外面拿铁条捆着，拆一箱得一整个上午。炮架更沉，轮子比人高，推一门的力气够推十辆板车。卸货的工人卸到最后已经麻木了，没人再问这是什么，没人再数还有多少箱，就低着头干，干到哨子响了换班，换完班接着干。

第三列是弹药车。这列车最要命。

坦克和重炮虽然沉，但卸下来往空地上一放就行了。弹药不行。弹药不能露天放，不能受潮，不能靠近火源，不能跟油料放在一起，不能堆太高，不能跟雷管混放。每一条规矩都是用事故写出来的。刘站长把弹药清单拿给后勤部的人看的时候，对方的脸色跟那张纸差不多白。

后勤部驻徐州的是一个姓孙的中校，管着一个军械库和三个露天堆场。他带着人在货场转了一圈，越转越沉默。军械库已经满了。三个露天堆场两个堆了被服和粮食，剩下一个倒是空的，但地面是泥地，没有防潮层，也没有围墙，四面透风。把弹药放在这种地方，等于把金条放在大街上。

孙中校跟刘站长蹲在站台的台阶上抽了一根闷烟。两个人谁都没说话，就看着眼前那些摞得像山一样的墨绿色木箱。抽到最后孙中校把烟头往地上一捻，站起来说了一句话：“我去找师长要人。”

他找的是徐州警备区的司令。司令听完他的要求――调三个连的兵力帮忙搬运和警戒――愣了一下，问他：“你要三个连？你这是卸货还是打仗？”孙中校说：“你去看一眼就知道了。”

司令去看了一眼。回来之后批了两个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