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站长的人是在中央银行后门那条巷子里动的手。晚上十点，路灯坏了一盏，半条巷子黑得只能看见烟头的红光。小林中佐按约定时间刚到，墙角就转出来三个人，一左一右把他胳膊反拧过去，嘴堵上，头套一套，整个过程不超过十秒。巷子里那条野狗抬头看了一眼，继续睡了。

人被塞进一辆挂着民用牌照的轿车后备箱，直接拉到了鼓楼附近一个安全屋。安全屋是一栋旧仓库的地下室，墙皮潮得能刮出水来，灯是裸灯泡，晃得人眼睛疼。几个人把小林从后备箱里拎出来，按在一把椅子上。椅子是焊在地上的。他们摘了他的头套，堵嘴布没摘，先搜身。搜出一个护身符、一张女人的照片、几张日元、一包烟、一把钥匙。没武器，没证件，没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

押他的几个队员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个年轻的蹲下来，拿手电筒照着小林的脸看了两眼，回头对带队的组长说了一句话：“这鬼子是不是脑子不好使？自己送上门来。”组长没接茬，把烟掐了，说了句：“开始问。”

堵嘴布一摘，小林先咳嗽了一阵。地下室不通风，一股霉味混着铁锈味，呛得他眼睛发红。他缓过来之后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求饶，是：“我要见你们长官。我有情报要卖给你们。”组长坐在他对面，把那张照片还给他。照片背面写着几行日文，没人认识。小林把照片攥在手里，不说话了。

审讯从晚上十一点持续到凌晨四点。头两个小时，小林一个字不说。不是硬扛，是怕。怕说出来之后对方不认账，怕钱到不了妻子手里，怕自己白死了。组长也不急，把烟一根接一根地点，抽到屋里跟起了雾一样。他期间出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温水，搁在小林面前。小林没喝，看着那缸子水，喉结动了一下。

凌晨三点，组长换了个问法。他没问青松是谁，他问照片上的女人叫什么名字。小林抬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的东西很复杂。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哑得像砂纸磨铁皮，第一句话是：“她叫小林静子。心脏不好。”

话匣子一开就收不住了。他的防线不是被技术击溃的，是被他自己脑子里的画面击溃的。他交代了自己是谁，从哪儿来，怎么知道青松的，青松的代号、真实姓名、职务――军政部主任秘书赵旭，何总长的秘书。他说完这个名字之后，审讯室里安静了大概有十秒钟。灯泡的电流声忽然变得很大。

几个审讯的人全愣住了。组长手里的烟停在半空，烟灰自己掉在桌上，他没动。不是不知道军政部有内鬼，是没想到内鬼在这个位置上。主任秘书，何总长的秘书――这个位置说大不大，论级别也不高，但是经手的东西：全军调动方案、新军整编计划、弹药储备数据、战区兵力部署，全部要过他这道手。他签收的文件比一个集团军司令一年看的都多。他不是决策者，他是决策者的保险柜。

组长把烟掐了，站起来走到隔壁房间，拿起电话摇了三下。他对电话那头说了一句话：“要到了。军政部主任秘书赵旭。”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回了一句：“你确定？”组长说：“他不像是能扛的。”电话挂了。

消息传回军统南京站的时候，吴国清正在办公室里翻当天的监视报告。电报员推门进来，把译好的电文放在他桌上。他拿起来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然后整个人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他忽然觉得眼前有点发黑，不是比喻，是真发黑，天旋地转，太阳穴像被人攥了一把。他闭上眼缓了好一会儿。军政部主任秘书是日本人的间谍。这几个字他怎么也对不齐。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这个位置上坐着个鬼，我们这几年往日本人手里送了多少东西。

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撞了一下桌腿，疼得龇了下牙。然后抓起桌上的电文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又折回来，把桌上几份跟军政部有关的文件一起夹在腋下。司机问他去哪儿，他说憩园。顿了一下又说，不，先去局座那里。

戴春风的办公室在军统局三楼最里面一间，门口没有牌子，只有一盏长明灯。卫兵认识吴国清，立正敬礼，没拦。吴国清推门进去的时候戴春风正在批文件，抬头看了他一眼。就一眼，戴春风把手里的笔搁下了。能让吴国清半夜直接闯进来还夹着一沓文件的事，不会小。

吴国清把电文放在桌上。戴春风看完，没有拍桌子，没有骂人，只是把电文轻轻放下，问了一句话：“能确保准确吗。”

“还不能。但这件事太大，卑职不敢耽搁。”

“嗯。你做的对。”戴春风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窗帘没拉严，外面是南京城的夜色，路灯昏黄，街上没人。他背对着吴国清站了一会儿，转过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