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骑的是一匹饿瘪了肚子的可怜畜生,这马路也走不稳,后面还跟着两位替他赶马的家奴;他手执鞭子,随着家奴在后面打马的频率敲着马头;他就这样在我们边上带着十一二个家奴走了过去,从城里前去他位于前方一二英里外的田庄。我们慢慢走着,但这位乡绅般的人物催命似地向前赶着路,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我们歇在一个村子不过个把小时,吃了点点心,路过那位大人物的田庄住宅时,我们看到他正在大门内的一个小院子里大吃大喝,这院子也不逊一个花园,但极容易看见他;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越是瞧他,他就越是自鸣得意。
他坐在一棵类似小棕榈的树底下,避开了偏向南面的太阳,但一顶大伞还是撑在树下,使那地方看起来倒还挺不错。肥硕臃肿的他,懒洋洋地靠在一把硕大的扶手椅上,还有两个女仆把肉食送到他面前,另外他还有两个女仆,我想,很少有欧洲的绅士这样接受她们的服务,换句话说,一个在用调羹喂着这位老爷,另一个则一手端着碟子,一手擦去粘在这位大人阁下胡须上和塔夫绸背心上的残物。这个大胖子饭桶认为做这种生活中的琐事有失他尊贵的身份,其实连帝王也宁可自己动手做这事,而不愿让外人来插手,因为让别人做究竟不能称心如意,反倒麻烦不断。
这时我想到,多么大的代价由这些爱好虚荣的人们付出,而对于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来说,如果不好好控制这种自高自大的脾性,将会带来多大的麻烦。我们冷眼看他,使他很是自鸣得意,竟认为我们是在羡慕他的豪华生活,而在我们眼中,他是多么的可悲而又可笑;然后,我们把他撇下,自顾自向前赶路,只是西蒙神父十分好奇,想要再停留一刻,以便了解一下这乡下地方官排场十足吃着的是什么佳肴,因为他荣幸之至地也尝到了一块;在我想来,这不过是用米熬成的糊糊,再往里面添一大块蒜头另加一小袋青椒,外加一种十分像我们吃的生姜一样的当地植物,只是它闻上去有点麝香的味道,而吃起来却有点芥茉的滋味;所有这些拌在一块,还添加了块小小的瘦羊肉在内,生火一道儿煮了起来,这即是我们这位大人阁下的美味佳肴了。还有稍坐远一点的四五个奴仆侍候着,我们猜想,他们在主人吃饱喝足后再吃那残羹冷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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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们在其庇护下一道前去的那位大员,凡是他抛头露面的时候,他手下的那些爷们总前呼后拥地围着他,排场之大不亚于一位帝王,所以我只有站得远远的,才能有幸见到他。但是我观察到这一点:他的随从队伍中挑不出一匹像样的马,而且依我看来,就连在英国替人家运什物的驮马也远比这群马强;当然,作出正确的判断也不易,因为有马衣什么的,还有马具和马饰等等披在那些马身上,当它们走的时候,我们除了它们的脑袋和脚之外,难得窥见其他的部位了。
现在我的心情轻松愉快,我提到过的那些困难和麻烦早已烟消云散,既然烦恼人的事不再存在,那么我的这次旅行就令我感到万分惬意;此外,也没有什么倒霉的意外事故找到我们的门上,只是有一次涉水过河时,马不小心一个失足,使我“离开了那里”——这是他们的说法,意思是我跌下了马背。虽然那里的水并不深,但我还是逃脱不了全身湿透的命运。现在我提起这件事来,是因为这一事故令我的笔记本遭了殃,而恰在那本子上我记着一些应该记下的地名和人名,而事后又忘记对那笔记本作一番好好的收拾补救,结果那些纸张都发霉了,导致上面的字后来都难以辨认了,于是,这次旅行中到过的许多地方我便叫不出了,这实在是我莫大的损失。
我们终于抵达了北京。这个时候,我身边没有外人,只有一个我那船长侄儿派来侍候我的年轻跟班,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忠实可信,做事勤勤恳恳的人;我那合作伙伴除了一个同他有亲戚关系的跟班以外,也无别的随从。至于那位葡萄牙老领航员,因为他十分想瞧瞧皇宫,我们便仍然邀他一同前来并担负起了他的全部费用;他懂得汉语,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还稍会一些英语,因此还可以充当我们的译员;说实话,这老汉无论到哪里,对我们来说都是位必不可少的有用之才;因为我们在北京住了不到一个星期,他却笑呵呵地来了,“喂,英国先生,”他说道:“我要告诉一件令你听了开心的事情。”“令我开心?”我问道,“那会是什么事呢?我不知道在这地方还会有什么事会使我开心或伤心,一点也不会的。”“会的,会的,”老汉用断断续续的英语说道,“令你开心我伤心。”我惊问道:“凭什么会令你伤心呢?”“因为,”他回答说,“你们走了二十五天的路才带我来到了这里,却要留下我一个人返回;以后我可怎么回我那港口——没有马,没有船,没有匹丘恩?”——他是这样称呼钱的,算是拉丁文的发音,他常讲这种似是而非的拉丁语,我们听了都忍不住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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