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理事最先打破沉默。

他把眼镜重新戴上。坐直了身体。然后他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事。

他站起身，朝王德安郑重一点头。

“王社长。”

他的声音比之前低了整一个调。

“刚才我问了一个问题，我问见深是不是只挂了个名。”

他停顿了两秒。

“刚才，是我看浅了。”

王德安抬手想说什么，被付理事摇头打断。

“不用客气。”

付理事把档案重新合好，双手压在上面。

“我在这个行业待了二十多年，自认为对文学教育的各种理论有足够的了解。

带着这种预设来看这份材料，我本以为能很快找到它和现有体系的重叠部分。”

他顿了顿。

“找得到零散相似处，却找不到能完整覆盖它的旧框架。”

他看向薛弘川。

“薛主席，我收回我先前的保留意见。

这套课程拥有独立，它从“观察者的站位”这个元问题出发，往下推演出一整套自洽的写作系统。”

付理事坐回椅子上。

“能设计出这套体系的人，已经越过单篇创作，开始给后来者搭路。”

这句话落下去，会议室里又安静了几秒。

薛弘川终于开口了。

他没有看任何人。目光落在面前那份已经合上的档案封面上。

“华夏文坛上一次出现方法论层面的根本性突破，是什么时候？”

没人回答。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太重了。

薛弘川自己说了。

“八十年代。先锋文学那一批人，把叙事结构从线性推进里解放出来。那是上一次。”

他抬起头。

“距今四十年。”

会议室里的空气压了下来。

“四十年里，学院派在消化和细化那一代人的遗产。做得很好。但没有人再往前走一步。”

薛弘川的手指敲了两下桌面。

“见深往前走了一步。”

他环视全场。

“他没有站在八十年代那批人的肩膀上往上爬。

他回到了更早的。从'人怎么看世界'这个问题开始，重新搭了一套地基。”

“而且他不是写论文、发期刊、等同行引用。

他直接把理论变成了可执行的教学系统。七节课，三十个学员，半年时间。”

薛弘川把档案往桌面中央推了一下。

“结果我们都看到了。

鲲鹏十席，六个人身上带着他的痕迹。

今天答辩台上最震撼评委的那几个瞬间，底层逻辑全部指向同一个人。”

他靠回椅背。

“各位。我做主席这些年，见过太多被吹起来的名号。

有的靠资本运作，有的靠人脉互捧，有的靠一两篇作品吃一辈子。”

“见深不是。”

薛弘川的语气没有拔高，但每个字都压得很实。

“他的作品站得住。他的理论经得起检验。

他带出来的人，今天坐在我们最严格的考场上，扛住了最尖锐的追问。”

“这样的人。”

薛弘川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

“这样的人，作协必须拿出最高规格的诚意。”

周文远身体前倾。

“薛主席的意思是……”

薛弘川没有立刻回答。他先看向王德安。

“王社长。见深那封信里说，他不会一辈子躲在幕后。但不是现在。”

王德安点头。

“是他的原话。”

“他说，不是现在。”

薛弘川缓缓点头。

“既然他现在不愿被追问姓名和来处，作协就不追问。

真正的诚意，应该落在作品、课程和位置上。”

薛弘川站了起来。

他走到投影屏旁边，关掉了屏幕。

会议室的灯光重新均匀地落在每个人脸上。

“我有一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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