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永年的目光垂了下去：

“知道一部分。他拿村里的集体土地的时候，我签过字。他接工程的时候，我打过招呼。

他后来做的那些事，放贷、打人、霸占鱼塘，我没有直接参与，但我知道有人在镇上反映过他的情况，我压下来了。”

“你压过多少？”

范永年沉默了一阵，像是在数一件件淹没在水面下的事：

“大概三四件吧。有人到镇上来告状，我让人把材料收起来，没有往上转。我没有去看那些材料写了什么，我只是让他们不要再往下传了。”

“那时候你是安平镇的党委书记，镇上的百姓来告状，你挡回去了。他们后来再也没有找过你吗？”

范永年没有回答。

他看着自已放在桌上的手，手指交叉在一起，指节微微泛白，像两排被冻僵的树枝。

苏晴没有催他。

办公室里很安静，窗外偶尔传来街道上的汽车声，模糊而遥远。

过了好一会儿，范永年抬起头：

“苏市长，我愿意配合调查。那些材料，有一些我还能找到，还有一些可能已经销毁了。我能做的，就是把我知道的说出来。”

苏晴看着他：

“范区长，你配合的态度，我会记下来。接下来会有人跟你联系，做正式的笔录。”

范永年点了点头。

他端起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没有喝，又放了下来。

苏晴站起来，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的阳光从窗口斜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她没有回头，沿着走廊走向楼梯口。

柳河区政府的院子里停满了车，阳光照在车顶上，亮晃晃的。

她走过停车场的时候，脑子里还在想范永年说的那些话——“我能做的，就是把我知道的说出来。”

这句话在基层扫黑的日子里她听过很多遍了。

每听一次，都意味着有一道被压了太久的门，终于被人从里面推开了。

安平镇的案子到了这一步，吴六指本人已经认了，马鸿儒认了，孟秋棠认了，范永年也认了。

那根从砖厂一路延伸到省城的线，终于被一点一点地拉出了地面。

苏晴坐在回青川的车上，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田野和村庄，她的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姜怀远发来的消息：

“梁小川从南方回来了，他主动打电话到市局，说愿意作证。”

苏晴看着那条消息，没有回复，把手机放回了口袋。

车子继续往前开，车窗外有成片的稻田正在成熟，金黄色在午后的阳光下微微发亮，像一面被风吹皱的铜镜，把天空倒映成无数道细碎的光。

她不知道梁小川回来之后，会不会走进那间他离开了两年的屋子，会不会想起那条他被打断肋骨的巷子。

但至少，那个蹲在巷子口的老太太，终于不用在半夜里揣着煮鸡蛋等着一个外地来的女警官从砖厂安全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