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夜飞回白市驿，落地已是凌晨两点。

四个人没力气再折腾，就在机场的空房间里将就了一晚——椅子拼一拼，军大衣一裹，和衣而卧。布林德躺在长椅上，半宿没睡着。舷窗外延安的那几点灯火，一直晃在他眼皮底下；身边不远处，杨希真靠着墙，呼吸绵长，不知是真睡着，还是同他一样醒着。

天蒙蒙亮，车队进城。到了美军招待所，汉斯和史密斯两个缺觉的，先后回房补觉去了。布林德把杨希真安顿在三楼客房，吩咐勤务兵送两份早餐上去，自己整了整军装，上楼赴约。

推开夏洛克的套房——屋里只有他一个人。

赫尔利不在。夏洛克独自站在窗前看江，背对着门，指间夹着一支没点的雪茄。

布林德把延安之行从头讲了一遍。中共的三点意见，一条一条复述，措辞尽量贴近原意；连他自己建议中共派劲旅南下、插到日本第6方面军后方袭扰的那段，也如实讲了。

夏洛克听完，把雪茄搁在窗台上，一手托着下巴，在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走得很慢，皮鞋声一下一下，像在敲算盘。

拖住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的承诺，等于稳住了美国人最担心的东线；缓解危局的诚意，也摆得明明白白。中共的态度有些出乎他的意料——可细想想，又条条都在局里。

踱了许久，他终于停下来。

“把你那位翻译助理——请上来。“

布林德一愣：“问他？“

“对。“夏洛克已经坐回沙发，端起凉了的咖啡，呷了一口，“我有些话，想当面问他。“他抬起眼，补充道，“你在，更好。“

这话有些怪。布林德心里犯嘀咕，但没多问，转身下了楼。

三楼客房里，杨希真正对着早餐没什么胃口。门被敲响，布林德进来，只说了一句：“收拾一下，跟我上去——那位夏洛克先生要见你。“

杨希真心里“咯噔“一声。

要见他？谈判已经谈完了，他一个翻译，见他做什么？

他放下筷子，把外套披上，一路上把昨天机舱里的每一句话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没有疏漏，没有失。可越是这样，心里那股不自在越是往上冒。

进了套房，布林德抬手示意：“这位是夏洛克先生。这位是我助手，杨医生。“

杨希真跨进门时，目光在那张脸上停了一瞬。

原来如此。

这就是那个藏在雾后面的人。他压下心头异样，礼貌地伸出手。

夏洛克站起身，绕过茶几来同他握手。握的时候，他端详着杨希真，忽然开口，中文，不太流利，但咬字很清楚：

“杨医生——还是该称呼你，袁立铭，袁先生？“

房间里，空气“啪“地一声绷紧了。

杨希真的手指在他掌心里几不可察地一僵。

有那么两三秒，他没说话，也没松手。脑子里却像有人猛地推开了一扇窗，冷风灌进来——袁立铭。

这个名字，他自己都快两年没听人叫过了。

文庆山？鲁云飞？田申？不可能，一个都不可能。甚至布林德，布林德就站在旁边，连他也不知道。

那是谁？谁在什么时候，把这个名字从坟里刨了出来？

他松开手，垂下眼，缓缓吸了一口气，再抬起来时，脸上已经什么都看不出了。

“夏洛克先生消息灵通。“他说，声音很平，“请问，有何见教？“

“不必紧张。“夏洛克微微一笑，做了个请坐的手势，“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只是希望我们可以相互坦诚地交流。“

“相互“两个字，他咬得很轻，像把一枚棋子轻轻搁在棋盘中央。

而此刻，房间里的第三个人，正僵在原地。

布林德站在那里，看着杨希真，看着自己同生共死两年的翻译、自己的医生、自己随时可以交托后背的那个人，忽然觉得眼前这张脸陌生了一瞬。

袁立铭。连名字都是借来的。那些炮弹落下来的时候，他护住的人，到底是谁？

一股说不清的东西从胃里往上翻。不是愤怒，愤怒太轻了；是某种被悬在半空的失重感。这两年，杨希真给他治过伤，陪他熬过的夜，替他把一封封家书收进铁盒，原来都是“杨希真“做的。

那“袁立铭“呢？袁立铭在哪？

可紧接着，另一个念头冷冰冰地压了下来：这是夏洛克故意让他看见的。当着他的面揭开这张牌，就是要看他们两个之间，谁先慌，谁先疑。

布林德在心里冷笑了一声，没让任何东西爬上脸。他走到沙发前坐下，离杨希真隔着一个座位的距离，端起茶杯，手很稳。

“袁先生，“夏洛克在自己座位上坐定，双手交叠，开门见山，“有个问题我不太明白，想请教你。这次延安的机会这么好，一起合作，把蒋委员长赶下台。你们组织的领导层，为什么不接受？“

来了。杨希真心里那根弦“铮“地一声。

他端坐着，指尖在大腿上轻轻并了并。这个问题，他答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答的每一个字，都会被人记下来，传回去，摆在不知哪张桌子上反复掂量。他没有立刻开口，先停了两秒，像是在斟酌，其实是在把那颗狂跳的心按回原位。

“我党如果要解决掉蒋先生，“他终于开口，语速不快，“当初在西安的时候，就可以办到。不必等到今天。“

“为什么？“夏洛克追问，身体微微前倾。

“因为国民政府的问题，根源不在蒋先生个人身上。“杨希真的声音渐渐沉了下去，“这个政权，从内部早已经腐化堕落。凡事只顾各自利益，同底层百姓离心离德。这不是换一个人，就能改变的。“

他说到这里，眼前忽然晃过鲁云飞当年的样子。油灯下，那个人也是这么一句一句掰给他听的。他当时将信将疑，如今原样奉还，竟觉得字字都是血肉。

“抵御外侮为先，是我党定下的宗旨。起码，蒋先生还愿意抗日。这个时候换一个人上来——“他迎上夏洛克的目光，“只会更糟。非常时期，团结，而不是内耗。“

夏洛克不置可否，指尖在膝盖上敲了两下，又抛出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更长，也更刁：两个国民政府，一支深陷不拔的日军，重庆打完了所有大会战，“你们中共的作用，又在哪里？“

杨希真没有马上答。

他垂着眼，像是在看桌面上自己的手指。半晌，抬起头来：

“我们中国医界有句俗谚——'脉病人不病者死，人病脉不病者生'。“

他顿了顿，一字一字地续下去：

“日军虽强横，如釜中沸水，浮泛无根。重庆政府守土有责，正面战场确实都是他们在打。这我不讳，不管打得好与坏。可若没有我们在敌后团结民众、建立根据地、死死拖住敌人，日本人轻易就能把占领区的资源、人力全部动员起来。到那时候，“他的声音不高，却像针一样一根一根扎下来，“再多十个豫湘桂，也挡不住。“

“我党起到的关键作用，在于凝聚散掉的人心，稳住这个民族的脉络。脉不乱，人就病不死。“

房间里静了一瞬。

夏洛克盯着他看了足有五秒钟，忽然轻轻“嗯“了一声，那声调里有一种猎手遇见意外猎物的兴味。这番医理入军理的话，把他心里悬了多年的一个谜题解开了。

那支一路横扫、却在武汉之后突然停滞的日军，原来是被这个物资贫乏、却能发动民众的政党，用一张看不见的人心网，死死拖进了泥沼。外甥汉斯从延安传回的报告，说的也正是如此。

他没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话锋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