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确认没有受到家属、医院或其他人的影响。”

“我自己决定。”

林长生看向陶远和妻子。

“你们可以陪同，但不要替他回答。”

陶远擦了一下眼睛。

“我能做到。”

妻子点头。

“我也能。”

当天上午，法律顾问周律师赶到医院。

他先单独与陶知谈话，确认其是否理解疾病进展、捐献程序和安乐死在国内的法律边界。

谈话持续了四十分钟。

周律师没有诱导，也没有劝说。

他只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

“你是否知道器官捐献不等于一定能完成移植？”

“知道。”

“是否知道癌症扩散可能导致部分器官无法使用？”

“知道。”

“是否知道签署登记后，在符合条件前仍然可以撤回？”

“知道。”

“是否有人承诺你家庭会因此得到金钱或其他利益？”

“没有。”

“是否有人要求你为了捐献停止治疗？”

“没有。”

“你是否仍然希望登记？”

陶知抬头看着周律师。

“希望。”

周律师合上记录本。

“我会将你的意思如实记录。”

下午，医院伦理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院长赵广平主持会议，林长生、方锐、沈若晴、护理部负责人、法律顾问、红十字会协调员以及县卫健系统代表全部参加。

陶知没有参加。

这是林长生坚持的。

“患者现在需要休息。”

“讨论时不能让他承受集体注视。”

会议开场后，陈岚介绍了器官捐献的基本流程。

从生前表达意愿，到医学评估，再到死亡判定和移植协调，每一步都必须依法进行。

“患者目前存在恶性肿瘤广泛转移。”

“能否捐献，需要根据具体器官情况评估。”

“目前不能向患者承诺具体捐献种类。”

法律顾问则重点说明了安乐死问题。

“患者可以拒绝某些维持治疗，可以选择舒缓医疗和临终关怀，但医疗人员不得实施主动致死行为。”

“即便患者反复提出请求，医院也不能通过药物、针灸或其他方式缩短生命。”

这句话说完后，会议室内一片沉默。

护理部负责人低声问：“如果患者极度痛苦，镇痛药可能造成呼吸抑制，使用时如何把握？”

“以缓解痛苦为目的，根据规范剂量逐步调整，并持续监测。”

法律顾问回答。

“不能因为担心副作用而拒绝镇痛，也不能以镇痛为名故意加速死亡。”

林长生一直没有发。

赵广平看向他。

“林主任，你怎么看？”

“先把患者的三个愿望拆开。”

林长生抬起头。

“第一，他希望捐献器官，这是可以依法评估和登记的意愿。”

“第二，他希望在清醒时和家人告别，这是临终关怀的一部分，医院应当支持。”

“第三，他希望主动结束生命，这部分不被现行法律允许，医院必须明确拒绝。”

“但拒绝不能只说不行。”

“还要告诉他，我们能为他做什么。”

会议室里有人点头。

林长生继续说道：“我们可以提供充分镇痛，处理呼吸困难，允许家属陪伴，保留他的自主表达，避免无意义的过度抢救，并在符合医学和法律条件时启动捐献程序。”

“不能让患者在被拒绝后，觉得自己只能被疼痛推向死亡。”

赵广平在记录上写下几句话。

“那就按这个方向制定方案。”

会议结束时，天已经黑了。

林长生回到病房，陶知还醒着。

“开完会了？”

“第一次会议结束。”

“结果呢？”

“器官捐献可以进入评估。”

“安乐死呢？”

“不能做。”

陶知点头。

“我猜到了。”

“你失望吗？”

“有一点。”

“害怕吗？”

“有很多。”

林长生坐在床边。

“那你还愿意继续签字吗？”

陶知看向门口的儿子。

“愿意。”

“为什么？”

“因为我活着的时候，至少还能决定一些事。”

“不能决定死亡，也能决定怎么面对死亡。”

林长生没有再劝。

陶知握住他的手腕。

“林医生，等我最后喘不上气的时候，你别骗我。”

“我不会。”

“如果我问还能撑多久，你也别说看情况。”

“我会把知道的告诉你。”

“如果我痛得受不了，也别让我硬忍。”

“不会。”

“那就够了。”

他慢慢闭上眼睛。

“明天继续开会。”

“嗯。”

“别因为我吵起来。”

“不会。”

“如果吵起来，就按规矩来。”

林长生看着他。

“你倒是一直记得。”

陶知笑了笑。

“你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