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上午，省级伦理专家顾教授抵达清溪镇中医院。

她从事临终关怀和医疗伦理研究多年，抵达后没有先去会议室，而是要求先见陶知。

林长生陪同她走进病房。

陶知刚完成一次腹水引流，脸色比前一天更加苍白。

“这位是顾教授。”

“负责参与伦理评估。”

陶知点头。

“顾教授好。”

顾教授坐在距离病床一米的位置，没有翻看病历。

“陶先生，我今天来，不是劝你继续活，也不是劝你接受捐献。”

“我只想确认，你的选择是不是你自己的。”

“是。”

“如果没有器官捐献这件事，你还会提出不接受主动终止生命吗？”

陶知想了想。

“会。”

“如果你的儿子反对，你还会这么想吗？”

“会。”

“如果医院能够保证充分镇痛，你还会这么想吗？”

陶知沉默了更久。

“可能会犹豫。”

顾教授点头。

“为什么？”

“我怕疼，也怕昏迷。”

“但如果不疼，也能保持尊严，你是否愿意自然走到最后？”

陶知看向窗外。

“我想试试。”

顾教授又问：“你是否认为自己给家人带来了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

“有一点。”

“你的家人是否曾经要求你尽快结束生命？”

“没有。”

“是否有人以捐献器官能够帮助别人为理由，劝你放弃治疗？”

“没有。”

顾教授做完记录，才看向陶远和妻子。

“你们有没有向他表达过必须捐献的期待？”

妻子连忙摇头。

“没有。”

陶远也说：“我只希望他活着。”

顾教授点头。

“这很重要。”

谈话结束后，她向林长生说明，陶知目前具备清晰、连续和稳定的意思表达能力。

但他还需要接受心理状态评估，并且所有关键决定都要经过冷静期。

“他现在提出的请求，不能在一次谈话里全部完成。”

“为什么？”

“因为疼痛、缺氧和临终恐惧会反复波动。”

“同一个决定，需要在不同时间点重复确认。”

林长生点头。

“冷静期多长？”

“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天数。”

“但至少要等症状控制后，再进行第二次确认。”

顾教授看向病房。

“他真正需要的不是有人替他按下按钮。”

“而是有人确保他在不被疼痛逼迫的情况下，仍然有选择的能力。”

这句话让林长生沉默了很久。

第三次会议随即开始。

会议重点不再是安乐死能不能做，而是如何防止患者在绝望中被迫做出极端选择。

心理专家首先提出，陶知需要进行连续心理评估。

不能把他表达死亡愿望简单归为抑郁，也不能因为他提出捐献就把他定义为高尚。

“他可能同时存在疼痛、恐惧、失控感和责任感。”

“这些情绪都是真实的。”

“治疗目标不是让他必须改变想法，而是让他在情绪稳定时重新表达。”

法律顾问补充，患者可以签署器官捐献意愿书，也可以签署临终照护意愿。

但任何文件都不能赋予医院主动致死的权限。

红十字会协调员则说明，器官捐献必须在患者死亡后依法判定。

“不能为了捐献而缩短治疗。”

“不能提前指定受者。”

“不能以捐献成功与否评价患者的人生价值。”

林长生听到这里，抬头补充道：“这一点必须告诉陶知。”

“他现在把捐献看成最后能帮助别人的事。”

“如果最后医学评估认为器官不能使用，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又一次失败。”

顾教授看向他。

“所以要把捐献从道德任务还原成个人意愿。”

“捐不成，也不代表他没有价值。”

会议室内再次安静。

赵广平将这句话写进了方案。

经过三天连续讨论，医院最终形成了完整的临终照护安排。

陶知可以在清醒状态下签署器官捐献意愿登记。

他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接受气管插管、胸外按压和长期机械通气。

当病情进入不可逆的终末期时，医疗团队将以镇痛、镇静、缓解呼吸困难和陪伴为主要目标。

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医院将尽量减少无意义的侵入性操作。

但医院不会主动实施安乐死，也不会通过药物或针灸故意加速死亡。

器官捐献则必须在心脏停跳后，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医学评估和获取。

林长生把方案拿给陶知看。

文件一共有七页。

陶知看得很慢，中途停下来休息了两次。

“这里写着可以拒绝长期机械通气。”

“是。”

“如果我现在签了，之后还能改变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