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花白的男人没有把防潮箱交给任何人。

“先找两台不联网的机器。”他说，“再找一个跟节目组、盛闻和我都没关系的公证员。”

后台安保拦着他，事实核验组却先调出了入场登记。男人叫邵国安，是两年前那场音乐节的影像总导演。公开演职员表、劳务合同和现场通告单都能对上，他的身份很快转绿。

身份是真的，不代表箱里的东西就是真的。

邵国安同意全程录像开箱。

防潮箱外侧有两道旧封条，封条编号不连续。邵国安主动说明，半年前搬家时开过一次箱，更换了干燥剂。核验组立刻把“封存两年未开启”从接收记录里删掉，只写明载体由他个人保管，保管过程存在一次开启。

箱内有六块专业存储卡、两盘磁带和一本机位记录册。

“宣传公司收走了交付盘。”邵国安说，“这是我留的安全备份。”

主持人问：“为什么当年不交出来？”

“因为我也签了保密协议。”

“今晚为什么敢来？”

邵国安看向苏禾手里缠着透明胶的巡检夹。

“她一个实习生都敢把名字拿回来，我一个总导演再说母带丢了，太难看。”

他说得不漂亮，也没有把迟到两年的选择说成勇敢。

核验组先检查载体状态。六块卡里有两块出现坏道，一块无法识别，剩余三块的目录生成时间均在音乐节当日。机位记录册上的卡号、拍摄时间和摄影师签名，与劳务结算表能相互对应。

他们没有直接播放。

技术人员先对每块卡做只读镜像，计算哈希，再复制工作副本。原载体装入证物袋，由邵国安、公证员和两名核验编辑共同签字。

周明远等得不耐烦：“一段视频而已，有必要演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