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冲从千里之外传来的那份长达三万七千字的“炮弹”，在“利剑”起草小组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引发了一场持续数日的“战术研讨”。

每一个案例，都被付平打印出来，贴在了墙上的白板上。张萌用红色的水笔，在案例旁边标注出背后反映的制度性症结；王野则用蓝色的笔，补充上他自己在基层时遇到的类似情况；林曦则试图将这些看似零散的问题，归纳成一个个数据模型和逻辑模块。

短短一个星期，四面雪白的墙壁，就被各种颜色的字迹、箭头、框图和便签条覆盖得满满当当，像一个患有偏执症的数学家那混乱而又充满内在逻辑的工作室。

一个清晰的思路框架，已经在这片信息的丛林中，逐渐浮现出来。初稿的轮廓，呼之欲出。

但付平知道，还不够。

他们现在拥有的，是来自基层的、充满问题导向的“弹药”。但一份好的改革方案，不仅要能解决当下的问题，更要具备前瞻性，要能引领未来的方向。闭门造车，哪怕是基于再详实的案例，也容易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

他需要一场“思想的化学反应”，需要引入更多元的视角，来碰撞、催化、甚至颠覆他们现有的思路。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中成型。他要组织一场小范围的、高度保密的“政策研讨会”。

这个想法，他向王部长做了汇报。王部长听完，只回了四个字：“放手去做。”

有了这四个字的授权，付平开始了他的“组局”。

他没有选择那些位高权重、习惯了在会议上做总结性发的部领导，也没有选择那些必称“文件精神”、思想早已被格式化的老干部。

他精心挑选了一份堪称“非主流”的参会名单。

除了“利剑”起草小组的四名核心成员，他还特意邀请了组织部里，以“思想开明、不拉帮站队”而闻名的两位处长。一位是干部监督处的孙处长，一个以较真和不讲情面著称的“铁面包公”；另一位是政策法规处的赵处长，一个顶着地中海发型、走路慢悠悠，但脑子里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改革构想的“老顽童”。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还通过王部长的关系，从省委党校请来了两位青年学者。一位是专攻公共管理和政府绩效评估的刘博士，另一位是研究比较政治制度的张博士。这两位都是三十岁出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不少“惊世骇俗”的论文，但在体制内，还属于“人微轻”的角色。

会议的地点，付平也选得颇有深意。不在组织部那栋气氛严肃的大楼里，而在省委党校最深处，一间几乎没人使用的、名为“静思轩”的小型研讨室。

研讨会当天，天有些阴沉，像是要下雨。

付平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静思轩”。这个房间的隔音效果好得惊人，厚重的木门一关，外面的一切喧嚣都被隔绝了。房间里没有悬挂任何标语口号，墙上只挂着几幅意境悠远的黑白山水画。房间的中央，不是传统的、等级分明的长方形会议桌，而是一张巨大的椭圆形橡木桌。

这种设计，巧妙地拉近了每个人的物理距离，也试图在心理上，削弱那种根深蒂固的等级感。桌上没有铭牌，只有矿泉水、纸笔，和一大盘切好的水果。

参会的人陆续到齐了。两位老处长显然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开会，脸上带着些许好奇和拘谨。两位年轻的博士则显得有些紧张和局促，毕竟，能和省委组织部的处长们坐在一起开“内部研讨会”，对他们来说，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付平没有坐在通常被认为是“主位”的位置，而是随意地拉开一把椅子，坐在了两位博士的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