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教授，俺们知道您是省里的大专家，懂那书本本上的大道理，识得那精密的仪器。可您不能闭着眼瞎指画啊！俺们这三十多个老工友，当年是一铲子水泥、一根螺纹钢，在这地基里亲手浇出来的这三十六根大柱子！这大楼要是承重不顶事，俺们今天晚上自个儿把头塞在柱子底下，让它砸死俺们！您这非得要俺们出五十万检测费，还要等半个月的工期。这不是成心把大伙儿往死路上逼吗？”

指挥部板房里，大清早的冷风顺着门缝直往里钻，老韩头那张满是黑泥的手指头，在桌面上戳得“笃笃”直响，声音沙哑得像是在铁砂里拉扯。

他身后，雷大明和几个穿着沾满水泥浆工作服的老工人，这会儿也是个个眼珠子瞪得通红。大伙儿干了一辈子的粗活，对自个儿亲手砌起来的墙、浇出来的柱子，有着一种极其偏执的自豪和敬重。在他们眼里，这梁教授说这楼有“承重隐患”，那就是在侮辱他们这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是在砸他们南城老街坊的良心牌子。

“老韩师傅，你这是在用感情跟我说话，可我是个拿执照的工程师。”

梁教授坐在长条凳子上，身上披着一件旧呢子大衣，态度显得冷冰冰的。他没有因为大伙儿的愤怒而动气，但也一点不肯在原则上让步，说话的条理极其严密。

“安全这两个字，它不听你们的胸脯保证，它只看数据，看试块的抗压强度，看钢筋的腐蚀系数。你们说你们用的材料好，可这楼烂尾了三年，中间泡过大水，经历过极寒。我今天要是闭着眼睛在安全报告上签了字，明天除夕大集，几万人涌进这二楼大厅，一旦发生微小的沉降或者坍塌，那是要出人命的啊！我是终身责任制，我要为这报告负刑事责任。没有专业的检测设备，不经过省级实验室的声波无损检测，这报告，谁也别想让我凭空编出来！”

“那俺不管！俺们没偷工减料！俺们有良心！”雷大明在一旁也是急得直嚷嚷。

这叫什么？

这就是最真实、也最让付平头疼的民生大结。

一方是严谨、死板、对人命和自个儿职业操守有着绝对敬畏的技术专家，他要的是冷冰冰的数据和可以免责的法定程序；一方是起早贪黑、一铲子水泥一铲子汗水、拿人格和良心作担保的底层老工人，他们要的是一条活路，一种对自个儿手艺最质朴的尊严。

两边都没成心要跟谁过不去，可这规矩和生计，就这么大清早地在这小板房里，顶上了牛。

“雷师傅，老韩。你们先别在那儿嚷嚷，把手里的铁锹也放下来。大伙儿能给人家高档小区的车子义务清洗烘干，咋现在到了自个儿大楼的安全问题上，反倒不讲道理了呢？”

付平慢慢地开了口。

他今天没有坐在那张藤椅上，而是一直扶着桌子站着。那条伤腿这会儿疼得像是有无数只小虫子在骨头缝里啃食，他的白衬衫上还沾着昨天清淤时留下的泥印子，但他那张满是疲惫的脸上，却透着一种让人没法不安心的沉稳。

“梁教授，您的顾虑是对的。安全重于泰山，您这一笔签下去，代表的是终身责任。咱们新南城虽然难，但也绝对不能让帮咱们的邻里专家，去承担这种天大的刑事风险。这事儿，咱们不能用老百姓的‘我觉得’去糊弄人家的专业。”

付平转过身，看着老韩头和雷大明。

“老韩，雷师傅。你们刚才说，这大楼的柱子，是你们用良心浇筑出来的。良心好，但不能当饭吃，更不能写进给市排查办的报告里。当年开发商跑路的时候，你们三十多个工友为了要工钱，在地下室那个废弃档案柜里，偷偷藏起来的那本‘施工活账本’，这会儿还能找着不？”

老韩头愣了一下，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丝极其极其复杂的亮光。他似乎想起了什么，猛地一拍大腿。

“哎呀！付市长！您要是不提，俺把这宝贝疙瘩给忘得死死的了！在呢！俺今天早上刚把大通铺的铺盖卷收拾好，那本子就在俺那旧木箱子的最底下压着呢！俺这就去拿！”

老韩头说罢，转过身，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楼上狂奔而去。

五分钟后。

一本散发着霉味儿、牛皮纸封面上全是干泥巴和油水的旧本子，被老韩头用颤抖的手，恭恭敬敬地递到了梁教授面前。

“梁教授，您瞅瞅。这是俺们当年三十个泥瓦工，一班接一班记下来的‘施工日志’。俺们不识大字，但俺们懂记数。哪一天下了几袋泥，哪一根柱子里扎了几根钢筋，俺们全在这本子上用红铅笔画了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