汛期过了，黄河安静下来。水退了，浪小了，河面像一面灰蒙蒙的镜子，映着天上的云。沈括没有回汴梁。他留在大堤上，带着民夫们加固堤坝。水退了，那些被冲松的地方要重新夯，被泡软的土要挖掉换新的，石头缝隙里的泥要清干净，再填上粘土。活不多，但琐碎，一样一样地做，急不得。

刘老头蹲在堤坝上，用锤子一块一块地敲石头。敲了听声音，实的就留着，空的就撬起来重垒。他敲了一辈子石头，闭着眼睛都知道哪块是实的，哪块是空的。

“沈算盘，”他头也没抬，“第三段渠修好了，第四段什么时候修？”

沈括蹲在渠边上，正在看水流。渠里的水清凌凌的，从黄河引过来，顺着渠一路往南，流进两边的田地里。水不多，但够用。岸边的庄稼喝饱了水，绿油油的，一片一片的，像铺了一层毯子。“明年开春。从赵家村往南，修到刘家庄。十里长，能浇一万亩地。”

刘老头抬起头。“一万亩？那得修到什么时候？”

沈括道：“慢慢修。今年修一段，明年修一段，后年再修一段。修一段，就能浇一片地。浇一片地，百姓就能多收一点粮。”

刘老头没有说话。他低下头，继续敲石头。锤子砸在石头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一下一下的，在空旷的河滩上回荡。敲了一会儿，他又抬起头。“沈算盘，你不想回京？你是工部主事，老待在工地上，别人不会说你？”

沈括笑了。“说就说吧。我修我的渠，他们说他们的话。渠修好了，百姓能浇上地，比什么都强。”

刘老头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低下头，继续敲石头。

赵明义审完修堤的案子，又接了一个新案子。是一个争水的案子。黄河边上两个村子，一个在上游，一个在下游。上游的村子修了一条渠，把水引到自家地里。下游的村子没水了，庄稼旱了，告到官府。县里判了，上游不服，告到府里。府里判了，上游还是不服，告到京里。

卷子写得很详细，两个村子争水争了好几年，从乡里争到县里，从县里争到府里，从府里争到京里。赵明义看了三天，把所有的卷子都翻了一遍。然后他去了黄河边，看了那条渠。渠不宽，一丈多，水清凌凌的，从黄河引过来，顺着渠一路往南，流进上游村子的地里。下游的地干了，裂了一道一道的口子，庄稼蔫蔫的，叶子卷起来，黄了。

他去了上游村子。村长是个老头，六十多岁，满脸皱纹，手上有厚厚的茧子。他站在村口，看见赵明义，也不怕。“大人，这渠是我们修的。水是我们引的。下游没水，是他们自己没本事。”

赵明义问：“这渠修了多久了？”

村长道：“三年了。修的时候，下游也来人帮忙了。说好了，水一家一半。修好了，他们就不认了。说渠在我们村的地界上，水就该归我们。”

赵明义去了下游村子。村长是个中年人，四十出头，瘦瘦高高的，脸上没什么肉。他站在村口，看见赵明义，眼眶红了。“大人，我们村的地，都旱了。庄稼死了，人也没吃的了。求大人做主。”

赵明义问：“你们当初说好了水一家一半？”

村长低下头。“说好了。但我们没有字据。他们不认。”

赵明义沉默了一会儿。他沿着渠走了一遍，从上游走到下游，从下游走到上游。渠修得好，石头垒得稳，缝隙填得严实。但渠只有一条，水只有这么多。上游浇了，下游就没水。下游浇了，上游就没水。

他回到汴梁，把案子的经过写下来，放在陈大人桌上。陈大人看完，沉默了很久。“你怎么判？”

赵明义道：“两家轮流浇。单日上游浇，双日下游浇。水少的日子，一家一半。谁也不多，谁也不少。”

陈大人看着他。“你觉得他们会听？”

赵明义沉默了一会儿。“不会。但没有更好的办法。渠只有一条，水只有这么多。不轮流浇，就得打。打起来，死人更多。”

陈大人没有说话。他拿起笔，在卷子上批了几个字——“准。发回重审。”赵明义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字，看了很久。

张寒在户部查了一个秋天的账，把各地水利工程的银子都查了一遍。修渠的，修堤的，修坝的，一笔一笔地看，看得比谁都仔细。看到黄河新渠的账目时，他停住了。银子花得不多，但活干得好。每一笔都有明细，每一块石头都有出处，每一方土都有来路。他看了很久，然后把账本合上。

“秦大人，沈括修的渠，银子花得少，活干得好。这样的人，不多见。”

秦墨接过账本，看了一遍。“他修渠的时候，住在工地上，和民夫们一起吃一起睡。银子都花在了该花的地方，一文都没浪费。”

张寒点点头。“下官记住了。”

他把沈括的账目单独列出来，写了一份奏折，送到御书房。柴宗训看完，批了几个字——“赏银百两。升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