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几天，陆沉把贺东来能查到的所有公开资料，都看了一遍。

国际文物慈善基金会**。跨国集团名誉董事。多所高校客座教授。新闻照片里，他永远穿着深色西装，打着素色领带，戴金丝眼镜，笑容温和。背景不是拍卖会，就是捐赠仪式——给博物馆捐唐鎏金佛像，给大学捐教学楼，给灾区捐善款。履历干净得像一张白纸，挑不出任何毛病。

陆沉把这些资料看得很慢。他把每一次捐赠的时间、地点、名目，都抄在本子上，和师父账本上的年份一条条对。对到最后，纸面上排开两行字，一行是师父记的旧事，一行是贺东来的风光，隔着几十年的纸面，遥遥相对。有几条年份他来回对了好几遍。2000年，贺东来在海外成立基金会；同一年，怀远贸易经手那三批青铜器。2004年，他成了某集团名誉董事；同一年，陆怀安和他合资注册公司。两个毫不相干的名字，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几乎踩着同一个节拍往前走。

他翻到他五年前的一次访谈。记者问他为什么常年做文物回流，贺东来坐在红木椅上，温和地笑：“文物是民族的根。让流失在外的宝贝回家，是我这辈子最想做的事。”

“您经手过的回流文物里，有印象特别深的吗？”

“有。”贺东来说，“很多年前，有一批青铜器，我从海外追了三年，终于追回来了。那是我最得意的一件事。”

陆沉的手停住了。

他盯着屏幕，把那段访谈又看了一遍。青铜器。追了三年。追回来了。他把访谈往回拖，又从头放了一遍，听到“追了三年”那四个字的时候，他按了暂停。屏幕停在贺东来笑着的侧脸上，他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他反复看了三遍，才把访谈继续往下放。后面的内容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四个字——追了三年。

他想起苏老爷子说过的话：“他追一件东西追了三年，那东西在一个人手里，那人不想还。他把人家告了，官司打赢了，东西追回来了，人得罪完了。”

1997年。陆振声打官司，追回一件追了三年的东西。官司赢了，人得罪完了。1998年，他被逐出陆家。次年，青石山，刹车失灵。

而贺东来说，他追了三年，追回来一批青铜器，“那是我最得意的一件事”。

两个人，追的是不是同一批东西？赢官司的是陆振声，那“追回来”的为什么变成了贺东来？还是说——1997年那场官司，被告就是贺东来？陆振声从他手里把东西夺了回去，所以他记恨在心？他站起来，在铺子里走了两步，又坐回去。窗外老槐树的影子已经爬到了柜台边上，他盯着那道影子，把时间线又在脑子里捋了一遍。捋到最后，绕不开一个死结：师父那批账本里，2000年的记录，恰好是贺东来最风光的时候。

陆沉把访谈关掉，盯着黑下去的屏幕，看了很久。屏幕上映出他自己的脸，眉眼沉沉的，像隔着水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