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封密疏送出以后，顾长安让人重新记录郭顺的供词。
郭顺在供词上按下手印，又辨认了那座废窑与众人换马的山坳。
至于缺少铜扣的木匣，他只肯说自己大概看见过，不敢一口咬定。
顾长安让人照实记录。
一份供词能有几分分量，看的不是每句话都说得肯定，而是其中多少细节能够与已有证据相互印证。
第二日上午，顾长安准备离开井陉。
范成业与封存的簿册一并带往太原，关务则暂时交给副监督接管。
赵峥原本按照寻常官队的脚程，安排五日以后抵达太原。
顾长安却道：“井陉的消息若用快马送出，最多两日便能到太原，我们若在路上走五日，等到了省司，该收拾的东西早已收拾干净。”
他随即让人将大部分行李交给后队，只带封存的簿册、范成业与郭顺先行。
赵峥提前派人通知沿途驿站准备马匹，每到一处便直接换马，装载卷宗的车辆也改用轻车。
众人连续赶了三日路，终于在第三日傍晚抵达太原，比省司预计的时间整整早了两日。
城门外没有迎接的官员。
山西各司都以为顾长安尚在前往太原的路上，他却已经带着井陉关的证据进入城中，直接去了巡抚衙门。
邓维桢接任巡抚以后，仍住在沈从岳生前用过的衙门里。
原来封存的值房已经重新打开，沈从岳留下的公文、调卷记录与官员供词都依照门类放在其中。
得知顾长安提前两日抵达，邓维桢立即命人去请布政使、按察使与蒋承业。
不到半个时辰，几人先后赶到正堂。
顾长安见过众人，便将井陉查出的事情禀报了一遍。
四十一块广字木牌、空车签票与重车税银，还有十二名藏在车中的持械之人，全都记录在案。
范成业被交给按察司收押，郭顺则继续由京营军士看守。
邓维桢看过证物清单，问道：“那四辆车出关时，凭的是谁传下的口信？”
顾长安答道：“范成业只承认口信出自省司承发房，具体经手之人尚未核实。”
布政使随即开口：“承发房每日经手各府公文与口信，人员不下十余名，本司会让人先行核对，明日给顾佥事一个答复。”
顾长安道：“下官想现在就去查。”
正堂内安静了一瞬。
此时已经接近傍晚，各司官员也陆续散值。
布政使看了顾长安一眼：“承发房的底簿众多，调取封存都需要本司官员在场，顾佥事今日刚到太原，不妨先将井陉的证物交清，明日再办此事。”
顾长安道：“井陉的消息比下官先到太原，如今该知道的人早已知道了，再多等一夜，便等于把这一夜亲手送给他们。”
布政使眉头微皱：“顾佥事这句话，莫非认定本司有人与沈巡抚遇害有关？”
“下官只知道，沈大人离开井陉以后，承发房便有人传下口信，让关上继续照旧办理，后来又有十二名持械之人借着这项旧例离开山西。”
顾长安将井陉留下的问供交给邓维桢：“承发房是否有人涉案，查过便知。”
邓维桢翻过问供，很快作出决定：“让按察司派人一同前往，今夜先封存承发房近半年的往来底簿，明日再由省司与巡抚衙门共同核验。”
布政使听见邓维桢已经定下，只能让一名参政带人同行。
顾长安正准备出发，周崇礼从后堂赶了过来。
两人在京城分别不过两个多月，周崇礼却明显消瘦了许多。
他来到顾长安面前，只说了一句：“子安，你终于来了。”
顾长安望着他明显消瘦的脸，低声道：“我来晚了。”
周崇礼摇了摇头：“不晚，沈大人留下的东西还在。”
说完，他将随身带来的一本薄册交给顾长安。
沈从岳每次向山西各司调卷，都会在巡抚衙门留下底单。
他前往代州以前，一共调取了七类文簿，其中四类已经送到巡抚衙门，剩下三类却一直没有送来。
这三类文簿分别是代州近三年的驿马更换记录、昌源西仓雇用车马的契书，以及省司承发房转送代州公文的底簿。
顾长安问道：“沈大人的行程经过承发房吗？”
周崇礼点头道：“巡抚离开太原，各地驿站要提前准备马匹与住处，出发日期、沿途驿站和预计返回的时辰都要送进承发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