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

“郭师傅让我来的。”孙泥鳅把脸从破帽檐下露出来，对着窗户缝说，“您是钱老板？老郭托我给您带封信。”

窗户关上了。过了大约两分钟，铺面的门板从里面卸下一块，露出一条刚好容一人侧身通过的缝隙。一只手从缝隙里伸出来朝孙泥鳅招了招，他侧身挤进去，门板立刻在他身后重新装上了。

铺面里黑漆漆的，只有柜台上点着一盏豆粒大的煤油灯。借着微弱的灯光，孙泥鳅看清了钱老板的模样——五十出头的年纪，瘦长脸，留着一撮山羊胡子，戴着一副用铜丝缠着腿的老花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又小又亮，透着手艺人的精明和谨慎。他穿着一件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棉袍，袖口上沾着机油和铜屑，手指粗糙得像老树皮，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泥。

“信呢？”钱老板伸出手。

孙泥鳅从破棉袄的夹层里掏出那封用油纸包着的信。钱老板接过信没有马上拆，而是把信封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确认封口完好没有被拆过的痕迹，才撕开封口抽出信纸。老郭的字迹他显然认识——刚看了开头几行，脸上的戒备神色就松了一半。他把信从头到尾看完，把信纸凑到煤油灯上烧了，看着纸灰落在地上，然后用脚踩碎。

“老郭在平安城开了修理铺？”钱老板把老花镜摘下来用衣角擦着镜片，“他倒是命大，能从太原兵工厂逃出去。去年鬼子在兵工厂抓了好几个往外面带零件的工人，在厂门口枪毙的，我亲眼看见了。老郭要是没跑，估计也跑不了那一拨。”

“郭师傅现在好得很。”孙泥鳅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说辞回答，“他在平安城开了间修理铺，修枪修农具，生意不错。就是缺一台手摇车床，有些精密活手工做不了，托我来太原问问您这儿有没有淘汰不用的旧车床，价钱好商量。”

钱老板沉默了一会儿，把老花镜重新架回鼻梁上。他的目光透过镜片上下打量着孙泥鳅——破狗皮帽子、满脸锅底灰、补丁摞补丁的破棉袄、露着脚趾的草鞋。这身打扮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正经来谈生意的。钱老板不傻，他经营修理铺几十年，什么三教九流的人都见过。一个从平安城走一百六十里山路来太原买旧车床的“伙计”，穿着叫花子的衣服从排水沟里钻进城——这根本不是正经生意，这是八路军的买卖。

“你不是伙计。”钱老板忽然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你身上那股味不是机油味，是硝烟味。我鼻子灵得很——在修理铺干了几十年，火药味和机油味我分得清。你手里拿的也不是打狗棍——握法不对。那是端枪的手势。”

孙泥鳅心里一惊。他在特战队待了这么久，化妆侦察从来没出过岔子，这是头一回被人当面拆穿。他本能地往后绷紧脊背，余光扫着身后的门板和侧面通往后院的门帘，脑子里已经做好了三种撤离预案。但钱老板没有声张，也没有去拨电话，而是走到柜台后面把煤油灯的灯芯又拧小了一圈，铺面里几乎全黑了。然后他弯下腰，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块布帘子把临街的门缝遮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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